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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玩电脑的间隙，望窗外一看，一地的银光。 中秋月高悬在半空，夜已经很静了。妻和儿子都已入睡。

美好的夜晚。

数码放大，夜景模式拍摄。

为了能在中国市场开放前增进与中国广播电视公司的关系，美国媒体巨头维亚康姆(Viacom Inc., VIA)定于周五宣布与北京电视台(Beijing Television)结成制作联盟，并将其MTV China的用户数量扩大至1,000万个家庭。

本周访华的维亚康姆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雷石东(Sumner Redstone)表示，这两步举措旨在打造维亚康姆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他说，“中国现在敞开了大门。我们坚持将在北京和上海推出24小时MTV频道的原则，政府已向我们表示这不是不可能的。”

但中国政府仍未表现出尽快将先前放宽对海外媒体限制的提议形成立法的迹象。中国官员没有给出雷石东扩大MTV观众的时间表。而维亚康姆与国有的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Shanghai Media Group)组建节目制作合资公司的申请也尚未获得主管部门的正式批准。双方组建合资公司的意向是雷石东今年3月访华时宣布的。

目前，外资媒体公司基本没有直接进入中国这一全球最大的广播电视市场，只有维亚康姆的MTV China等少数频道获得了在广东省和部分酒店及特殊场所的播映权。部分中国的电视台也获准购买部分海外节目，比如中国中央电视台(China Central Television)最近与维亚康姆签署协议，将在其少儿频道播出《海绵鲍勃》(SpongeBob SquarePants)等Nickelodeon频道的节目。

随著中国力促1,000多家政府支持下的广播电视台转变为自负盈亏的实体，预计一些限制将会有所放宽。

今年初，中国广播电影电视总局(State Administration of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简称：广电总局)宣布了原则上的指导意见，允许部分外资参与国内电视节目制作。但它和中国商务部(Ministry of Commerce)尚未将这些指导意见制定为法律。而正式立法将会使许多关键问题得到解答，比如外国公司能持有合资制片公司的股份是多少，合资公司中的所有外方投资者是否必须是电影电视公司，以及私募股权基金等金融投资者是否允许投资等。

法律事务所Paul, Weiss的合伙人埃里斯(Marcia Ellis)说：“我们从广电总局获得可靠消息，这些法规很快就将颁布，很可能就在今年年底前。”

雷石东表示他并不担忧立法进展的缓慢。他说：“我就在几天前曾和所有决策人员会面，他们已经口头批准了我们的计划，并鼓励我们进一步实施。”雷石东还称，与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成立的合资公司将在2005年第一季度前开始共同制作影片。

雷石东没有透露与北京电视台达成的所谓“战略性合作伙伴”的详情。双方将共同为该台的300万观众和合作媒体制作音乐和娱乐节目。他说，这种伙伴关系的运作将和与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的合资公司类似。

根据与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达成的协议，双方将共同制作儿童节目，在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的频道及下属媒体中播出，并按比例分配广告收入。维亚康姆没有透露在北京电视台的合伙公司或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的合资公司中的投资是多少。

Media Partners Asia的分析师库托(Vivek Couto)说，这种成本并不高，而且他们获得的广告收入会不断增长。

由维亚康姆等海外媒体公司参与节目制作将有助于中国的电视台吸引观众和广告客户。随著中国政府要求电视台在2015年前实现数字化，节目质量已经成为一个严峻问题。库托称，实现数字化之后，电视台将增设有线和付费电视频道，但它们迫切需要更好的内容来吸引消费者缴纳数字订户费。

除非数字电视发展到一定规模，否则维亚康姆在中国的大部分收入仍将来自合作交易或中国的广告市场。尼尔森媒体研究(Nielsen Media Research)称，中国今年上半年的广告市场较上年同期增长21%。

维亚康姆全资拥有的MTV China可能会为其获得广告收入提供最佳渠道。库托说，MTV China只需占到中国全国广告收入的1%至2%就可盈利，而目前这一比率是0.5%。但媒体广告客户却表示，只有该频道获得了全国性的分销渠道它们才会真正感兴趣。

在中国，维亚康姆面临其他儿童节目制作商的竞争，其中包括沃尔特-迪斯尼公司(Walt Disney Co., DIS)、时代华纳(Time Warner, TWX)旗下的Cartoon Network，甚至中国的中央电视台。

这使得维亚康姆在中国的短期盈利能力令人怀疑。雷石东说，在中国的合资公司目前已经赢利，但表示将把每一美元的收入都再投入到中国市场上。

我们一起租了一辆“老爷车”，看我的橙色风暴：

早上，搭建了我的城堡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城堡

昨天宝宝发烧了，下午老师把爸爸叫到幼儿园领走了宝宝。宝宝全身火烫。今天早上爸爸不去上班，在家里陪宝宝。
给宝宝录制了三首歌曲，我爱我的幼儿园， 找朋友 ， 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宝宝还画了很多的图画。

文/清华大学国际传播中心主任 李希光

（人民网北京9月17日讯，编辑：刘海梅）
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传播学教授兰斯·班尼特的《新闻业：幻象政治》一书中指出，新闻的驱动是经济利益，而不是民主。作者批评当今商业化的媒体是一个饥肠辘
辘的大怪兽，其特点是“个人化、戏剧化、片面化”，而且大量的软性新闻正在远离政治。他尖锐指出媒体喜欢一哄而上，喜欢群起而攻。他提出未来的公民要摆脱
媒体的束缚。

　　《新闻业：幻象政治》在中国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和媒体商业化的时刻出版中文版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本书已开始就引用了美国著名记者和学者汤姆·罗森斯代尔
和比尔·卡瓦奇的一段话：“记者的职责就是要从各种推断中筛选出事实，并向公众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帮助他们实现自我管理。但这一过程正面临着危险……随
着新闻界越来越成为展现冲突的讲坛，人们已经开始渐渐游离于新闻……这类新闻报道倾向于走向极端，却不能为公众提供可靠、有效的途径以便了解和掌握这个世
界。”

坏新闻：几个案例

　　大多数人的生活中都是正常的，反常的东西不是很多。但是商业化媒体需要反常的东西。如果在日常采访中找不到反常的新闻，就设法策划反常的新闻（人咬狗
新闻）。今天商业化媒体上的新闻不是报道出来的，而是策划出来的。从原则上讲，新闻应该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报道。策划是什么意思？策划是根据广告商和受众眼
球的需要，甚至根据读者生理反应的需要，而不是根据读者现实生活的真实需求，去策划新闻。在这种眼球经济的推动下，很多媒体忘记了新闻的基本道德标准。

　　情感疲劳→→失去同情心

　　传统新闻学到的要求，不可以把人的尸体照片公然刊登在报纸上。不久前，北京的一家娱乐报纸在头版刊登了刚刚从河里打捞上来的一具尸体的大幅照片。在南
方的一家商业报纸上，竟然醒目地刊登了几个人把一具白布裹着得自杀人的尸体从一个墙洞里塞出去。这些照片可能满足了那些喜欢看热闹读者的好奇心。但是，记
者忘记了人的尊严。如果死者的父母妻儿看到了这种照片是什么感觉？如果这具尸体是你的父母、你的亲人、你的妻子或你的女朋友，你是什么感觉？我们的公众读
者在商业化媒体的浪潮下已经被培育成了把死人当成看热闹的儿戏。

　　在新闻学上有这样一个原理叫做情感疲劳。什么意思呢？如果人们看死人看的多了，就象人们对待感冒病人一样，感冒多了就不在乎了，就会人的伤亡失去同情心。（右图：央视主持人发“自律”倡议）

　　再如，在人们纷纷关注俄罗斯别斯兰市人质事件时，中央电视台4频道《今日关注》栏目在2004年9月6日晚9：30播出的报道俄罗斯人质危机的节目
时，打出了一条字幕。屏幕下面滚动播出的有奖竞猜信息显示：“俄罗斯人质危机目前共造成多少人死亡？选项：Ａ、402人；Ｂ、338人；Ｃ、322人；
Ｄ、302人。答题请直接发短信至：移动用户发答案至×××；联通用户发答案至×××。”这一信息立刻引起了舆论的强烈批评。当时,俄罗斯人质事件死亡人
数仍在上升，日前俄官方的死亡数字为334人，仍有约200名学生下落不明.家长仍在焦虑地等候亲人的消息。当地弥漫着一片悲伤与愤慨之情，别斯兰全市都
可以听到向死难亲人告别的哭泣声，工人在别斯兰的墓地挖出了一排排墓穴,在如此悲怆的气氛下，竟然拿灾难的死亡人数做充满娱乐色彩的有奖竞猜，完全是商业
牟利。

　　争抢读者的眼球→→未核实的猜测性新闻

　　媒体的高度商业化给新闻界带来了另一个令人悲哀的景象：猜测性新闻的大量涌现。2004年8月2日，中国几百家都市报和晚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新闻：《县
廉政办主任跳楼身亡》。普通读者看了这篇报道的前三段，会相信自杀者就是一个贪污腐败分子。但是，仔细分析这篇报道，就会发现，记者在这600字里对自杀
者所有的指控来自6处匿名新闻源和5处推测，没有一个有名有姓的权威新源，更没有一个证据。媒体最重要的是一条原则全世界都知道，唯独中国的媒体不知道：
第一要核实，第二要有真实的有名有姓的新闻来源。《纽约时报》编辑记者守则有这样一条规定：我们不允许匿名信源利用我们去散布攻击真名实姓人的材料。读这
样一篇匿名报道跟在聊天室里看匿名网贴有何区别？

　　炒作自杀新闻是新闻伦理所不容。而这篇报道硬是把因病自杀的一个县里的科级干部往腐败嫌疑人的队伍里塞。这篇报道真可以收进中国2004年最糟糕的新
闻作品集里。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几乎所有的都市报和晚报都刊载了这篇报道，至少有486家网站刊载了这条劣质新闻。难道这些报纸的记者编辑都没有受
到多人和职业操守的培训？

　　后来，当记者与死者生前单位及亲属核实后，发现这是一篇失实报道。报社本应就这起失实报道及时向有死者家属和读者道歉，并发表更正，以体现新闻的真实
性原则和满足公众知晓真情实况的权力。但是，这家报纸并没有真诚地更正和向读者道歉，而是刊登了一篇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评论《“廉政官员之死”与真相发
布》。一个读者对这篇文章在网上批评道：“别小看‘廉政官员’四个字，这可是很高明的编辑手段，从‘廉政办主任’过渡到‘廉政官员’，似乎天衣无缝，让读
者意会到原先的报道并未失实。未经核实的道听途说，为什么要急于抢着发表？还不就是为了抢先吸引读者的眼球”！”

　　　真实成为速度的牺牲品→→坏新闻的涌现

　　高度商业化和娱乐化媒体的运作模式可以简单称之为“尖叫原理”。即当人们展开今天的报纸或打开电视的新闻报道，会尖叫一声：“哇，他出事了。”“哇，他跟女人上床了。”“哇，他自杀了。”尖叫原理追求的就是通过煽情的故事和炒作名人和丑闻，抓住受众的眼球。

　　《新民周刊》是一家有一定品位新闻周刊，也是中国三大名牌周刊之一。这样一家主流周刊在选题、封面文章上更应该关注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需要相关
的问题，如广大人民群众的住房、就业、教育、就医、交通、安全、人民健康等等。但是，《新民周刊》却在2004年的夏天刊出一篇题为：《赵饶：谁招谁》的
文章，并将赵、饶的漫画与文题作为封面。中国媒体商业化带来的娱乐化趋势显示，老百姓越爱看的新闻，往往越是与他们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关系的新闻。为什么人
们突然会关注赵饶的案件，媒体报道的是一种事实还是情绪？显然是后者。当全国的新闻兵团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两个人是否发生了性关系上时，谁还会关注
其他更加重大的问题呢？如住房、就业、教育、就医、交通、安全、人民健康公共事务。

　　很多媒体现在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寻求新闻公正和社会公正，而是借名人的名字使其采访和制作成本降低，发行量猛增，获得更多的广告，赚取更多的利润。这就是媒体商业化的运作原理。（左图：媒体对演员傅彪病情的关注给他及家人带来了困扰）

　　新闻的出售的是真实的信息，而媒体竞争的是速度，即时效。新闻界往往把真实和速度同时视为好新闻的标准，但是，真实和速度又是一对矛盾：真实成为速度
的第一个牺牲品。媒体最常见的错误就是在第一时间报道假新闻。全国有上千家报纸和网站在显著位置刊载了有关中央电大停止成人招生的新闻。这是一条由北京的
一家娱乐性报纸的记者根据个人的推测编写的假新闻。第二天全国人民从网上和报纸上一夜之间都相信中央电大要完蛋了。当第二天，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发布新闻，
要求媒体更正时，为时晚矣。在激烈竞争下的商业媒体最不愿干的事情就是更正错误的新闻。即使有个把报纸最后刊登了这个更正消息，其关注度和留给读者的印象
是根本无法与其刊载的假新闻相比的。

　　新闻记者最不该做就是猜测。传统新闻学要求记者要核实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事实，而且至少要向两个方面核实：一是跟当时人核实（打一个电话给中央电
大）；二是跟权威部门核实（打个电话给教育部有关部门）。但是，媒体的各层编辑没有核实新闻的愿望和动力。媒体觉得中央电大有“名牌效应“，炒中央电大关
门的新闻跟炒赵忠祥的“名人效应“同样省事、省时和省力，又能抓住受众的眼球。所以媒体商业化炒作的是名校、名人，但是对于那些真正有钱有权的人也不敢炒
作，而是炒作那些没权没势的名人。这样做可以规避政治风险。

　　中央电大假消息刊登了那么大一块，真消息刊登了这么不起眼。而且，大部分刊登这条假新闻的报纸，根本就没有刊登这条更正。难怪有人批评我们的媒体变得越来越不厚道，缺乏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怀。

事实让位于观点

　　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冷战年代，政治新闻本身可能是某种公共娱乐的源泉。在今天这个市场经济的社会里，人们更多强调个人发展、个人享受和个人娱乐，人们
的兴趣正在远离政治和公共事务。人们不再象过去那样把一张报纸从头版头条看到末版末条，或者把电视新闻从头看完。今天媒体的产业化越发达，公众越是星星点
点的获取新闻。早上起床听广播，上班路上听交通台，晚上下班后再看一下晚报或者上班时抽空看一下今天的网页，更多是看标题，如果这个标题不耸人听闻就不会
点击，即使内容对于你的生活，对于你的工作，对于你孩子上学、父母看病很重要，也不会点击。今天人们更关注的是娱乐新闻、股票行情、体育新闻、名人丑闻、
明星逸事和体育新闻。娱乐新闻、名人丑闻跟你到底有多大关系？跟你的政治生活、跟你寻求民主自由的理想、跟现代文明社会的建设究竟有多大关系？商业化的体
育新闻如NBA、欧洲杯跟你个人的体育锻炼和身体健康有多大关系？名人的丑闻的真想究竟与公众的现实需要什么关系？但是，为了留住受众和读者，越来越多的
媒体把新闻作为娱乐来报道。

　　把新闻变成谈话、把观点当成新闻

　　关于新闻的定义，可以有成千上百种。公认的定义是：新闻是事实，不是观点。但是，今天，媒体为了吸引观众、吸引读者，把新闻变成谈话、把观点当成新
闻。从福克斯、半岛电视台、凤凰卫视到中央电视台，到处是谈话节目。如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锵锵三人行》、《文涛拍案》、《有话天天说》，中央电视
台的《新闻会客厅》、《央视论坛》、半岛电视台的《谈话无边》、《每周档案》、《阿拉伯视点》、《只准妇女看》、《言论无限》、《不只一种观点》、《反方
向》等。这些都是观众喜爱的名牌栏目。如果从商业角度看，这是一个商业化最好的运作模式。一两个人坐在那儿谈新闻，把一个小时的新闻报道节目变成一个新闻
谈论栏目，在节目制作成本上大大降低。假设付某人100万元年薪，每天请他在演播室里做一个小时的新闻谈话栏目，好像电视台付了很大一笔钱。但是，如果把
这一小时的新闻谈话节目变成一小时的新闻报道节目，电视台每天的投入就不下100万元。一条电视新闻报道的播出时间平均是45秒，一般不会超过1分钟。
一小时的新闻报道需要60条新闻来填补时间。每条电视新闻报道通常至少不要编导、摄像、灯光、录音师等至少两个记者出差到世界和中国各地新闻现场采访报
道，其采访、差旅、工资、翻译、器材等费用要一两万元。这样算下来，新闻报道节目一小时的成本一天就100万元。新闻不是靠记者个人谈出来的，是靠深入采
访新闻发生地、新闻当事人、权威部门和权威人士报道出来的。新闻是历史的记录者，记者不应该发表观点，记者是只可以报道事实不可以发表观点，今天越是有名
的记者越是发表观点，而不是报道事实。

　　用激怒受众来赢得关注

　　从传播效果看，媒体为什么宁愿发表观点，而不愿报道新闻？
任何新闻发生后，每个观众都有自己的观点，或高兴、或愤怒、或悲伤。媒体在这个时候惟有发表那些符合大多数观众情绪的言论和观点，就可以获得大量的观众
（当然也获得了广告的支持）。新兴的商业报纸主要靠两种模式来抓住读者。一种是那些娱乐性的都市类的市民报纸，报纸头版主要依靠暴力场面、血腥画面、名人
丑闻、名星偶像等煽情的画面和标题吸引读者。另一种是较严肃的商业性报纸，通过每期在头版刊登精心策划的本报主笔的大块言论或评论来吸引读者。在高度商业
化的媒介环境中，媒体需要的是眼球，媒体最能激发公众注意力的方法是让公众愤怒，要不断地生气。今天报纸大量刊登言论和评论性文章正是用激烈的情绪来激起
公众的情绪和愤怒，换来更多地关注。媒体不再是靠事实来引导公众，而是靠情绪来引导公众。媒体忠于的不再是事实真相，而是公众的情绪。新闻策划就是一种利
用和操纵公众情绪的一种手段，策划人尽量按公众的感情制造观点和言论。如果公众讨厌某人物，策划的言论和观点使公众更加厌恶这个人物。如果公众对某一件事
情愤怒，策划的言论和观点只能让公众情绪火上浇油。如果事实真相是违背公众情绪的并与公众的期望相悖的，那么，媒体就不报道事实，只发表符合公众情绪的观
点。（右上图：凤凰卫视的时评谈话节目打造了曹景行、阮次山等一批“知道分子”）

　　事实真相并不是跟着公众情绪走的

　　最有勇气的新闻记者不仅要独立于政府，更要有胆量独立于公众情绪、独立于媒体的商业压力、独立于与发行量的压力、独立于广告的压力。毫无疑问，如果你
的报道违背公众的情绪，与公众的期望相悖，公众就会对你的报道不满。但是，事实真相有的时候并不是跟着公众情绪走的。但是，记者如果触犯了众怒，就等于触
犯了报社老板，等等触犯了广告商，如果记者缺乏强有力的人格尊严和人权保障，他如何能在新闻报道中坚持平衡和中立的立场。一个记者如果没有基本的劳动保
障、收入、尊严，你如何制止他去搞有偿新闻？
如何确保新闻的公正？正像一个法官，如果不是一个终身法官，他如何能在法庭上做到完全的公正？正像一个教授，如果他不是终身教授，他如何能实现真正的学术
自由？他如何敢于挑战同行和权威？一个好记者如果不给他一个当记者的尊严、身份和保障，他如何能做到新闻公正并获得摆脱各种压力的新闻自由？

（人民网北京9月17日讯，策划：传媒频道，编辑：刘海梅）
   

文/清华大学国际传播中心主任 李希光
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传播学教授兰斯·班尼特的《新闻业：幻象政治》一书中指出，新闻的驱动是经济利益，而不是民主。作者批评当今商业化的媒体是一个饥肠辘
辘的大怪兽，其特点是“个人化、戏剧化、片面化”，而且大量的软性新闻正在远离政治。他尖锐指出媒体喜欢一哄而上，喜欢群起而攻。他提出未来的公民要摆脱
媒体的束缚。（右图：李希光）

　　《新闻业：幻象政治》在中国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和媒体商业化的时刻出版中文版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本书已开始就引用了美国著名记者和学者汤姆·罗森斯代尔
和比尔·卡瓦奇的一段话：“记者的职责就是要从各种推断中筛选出事实，并向公众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帮助他们实现自我管理。但这一过程正面临着危险……随
着新闻界越来越成为展现冲突的讲坛，人们已经开始渐渐游离于新闻……这类新闻报道倾向于走向极端，却不能为公众提供可靠、有效的途径以便了解和掌握这个世
界。”

　　新闻的两个层次

　　在今天的媒体上新闻、事实、传言、个人言论甚至虚构的故事混杂一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公众难辨真伪。结果，传统的公共新闻学让位于商业化了的新闻
学。这种商业化新闻学正在改变公众对新闻的界定和公众的新闻价值判断。在今天的媒介文化里，如何认识新闻？新闻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与广大读者或观众
的日常生活的根本利益密切相关的新闻，多半属于狗咬人的新闻；第二个层次与广大读者观众生活工作就业健康教育等根本利益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的新闻，多半属于
人咬狗的新闻。打开我们的报纸和电视，我们会发现每天最突出报道的、反复播放的、观众或读者最喜欢看的是发生在另一个土地上的暴力、恐怖主义、性丑闻、选
举闹剧、战争等。而这些内容与当地和本国大多数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它能抓住人们的注意力。商业利益驱动下来的媒体关注的是第二个层次的新闻。在第
一个层次的新闻目的是满足人民的知情权，满足人民群众知晓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重要信息，既与广大读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密切相关的新闻，如公共健康，公共
安全、生活环境等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所有的这些问题和政策对于商业性媒体本身来讲，很难进行抓住公众眼球的商业炒作。可见，今天媒体轰轰烈烈报道的新闻
往往与满足人民的知情权不相干。

　　中共党报能否靠第一层次的新闻生存、发展和壮大？

　　今天很多商业化报纸的背后老板恰恰是党报，他们是党报下面的子报。今天的很多党报是不赚钱的，主要依靠子报补贴。从这个意义上看，党报上刊载的党和政
府的主流声音和严肃话题需要其子报上刊载的第二层次的新闻如娱乐丑闻甚至性话题赚钱支撑和养活。（左图：人民日报等五种党报进入报亭）

　　中共党报能否靠第一层次的新闻生存、发展和壮大？
如果党报能开始以真正的新闻改革，用一种崭新的新闻学理念毫不松懈地密切跟踪政府领导人和相关政府部门的信息（第一层次的新闻），把这些公共部门和公共人
物发出的信息和所作所为及时准确地传递给公众，党报同样可以赚到钱。在今天的新闻文化中，本应代表公众利益、以报道公共事务、公共政策、公共部门为己任的
党报却正在公众中失去阅读的市场。所以出现了子报养党报、下流新闻养主流新闻的怪现象。长期下去，生存在这种媒介环境里的中国读者和观众就会把那些与他们
没有利益关系的商业化和娱乐化的故事当成他们想要看新闻，而把那些与他们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的报道不当成他们需要看的新闻。

　　争夺下一代精英　争夺优秀的新闻人才

　　未来主流媒体与新兴商业化报纸的竞争与其说是商业竞争，不如说是争夺未来的人才，是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这种人力资源的配置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争夺
下一代精英。无论是《人民日报》或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它们未来的生存在于它们能否拥有有价值的内容吸引下一代优秀聪明的年轻人和未来社会的精英。
要让这些人感觉到值得花他们的时间和精力看《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并接受这些媒体的议程设置；第二，争夺优秀的新闻人才。一个低工资，甚至没有基本的
社会保障，工作没有创新、创新不受鼓励，作品得不到读者观众欣赏的记者，如何跟享有高工资的商业报纸的主笔和首席记者竞争呢？面对这样一个激变的媒体环境
给中国的主流媒体、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传统的主流媒体提出的挑战是什么呢？面对萎缩的传统主流媒体，各级党报能否勇于面对这样的现实，勇于进行扎扎实实的
新闻改革，而不是空谈口号、理论，从满足最大公众利益需求和知情权出发，创造一个新主流媒体的环境开拓一个新的出路。

下一代记者的窘境

　　曾经有人问我：如果你现在是中国一家媒体的总编辑，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强化新闻工作的忠诚感和自豪感。中国媒体的投资者、老板、老总们，每年热
热闹闹的开会研讨，充满了对前途的希望和自豪感。但是，他们的雇员是普通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在商业的大潮下，已经失去了这两个感觉。如果我是一家报纸的总
编辑，我就要把新闻工作者作为媒体的核心人才。但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媒体市场化后或者产业化以后，中国新一代新闻工作者正在陷入严重的工作和生活窘地。在
一个饥肠辘辘的中国商业化媒体环境里，中国的记者正在变成一个整天为自己生活奔波养家糊口的人。

　　没有劳动合同和固定工资的记者

　　最近的一项网上调查表明，中国大概有近百万新闻工作者或者媒体从业人，43％的这类人群没有任何劳动合同，没有工资、没有工作证、没有记者证、没有社
会保障。有的干了半年，也没有人发给他工钱。其生活和工作的窘境不比那些在北京打工的民工好多少。有一次我在跟一群记者观看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闻，报道温
总理为民工讨工钱。旁边一个记者发牢骚说：“总理何时来帮助我们记者讨工钱？”笔者曾经问一些媒体的老总，为什么不跟记者签劳动合同？
许多报社老总或电视台制片得意地回答说，“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前劳动合同？不前合同，我一年可以省几千万元。”
没有劳动合同和固定工资的记者意味着他们没有身份、没有社会保险，他或者的目的就是让自己的稿子或片子刊播。否则，他这天或者星期就没钱吃饭，没钱付房
租，更没钱去找女朋友。要想让自己的稿件和片子被采用，必须做得比别人好。好报道的标准就是抓住编辑的眼球、丑闻报道、名人新闻。丑闻做得越大、名人做得
越响，被采用的篇幅就越大，报酬就越多。结果在这种媒介环境中，公众看到的新闻就越来越离奇，与他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脱节。

　　下一代新闻记者正在变成新闻界民工

　　我们下一代新闻记者正在变成新闻界民工，连一些基本的权利都缺乏。调查显示，他们中享受病假的占10％、享受产假的占7％。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记者们
疲于奔命，工作辛苦，而与此同时，媒体老板为了省钱，新闻编辑部人手不足，老手匮乏。 为什么媒体不愿意雇用年纪大的记者？
媒体老板不仅担心老记者动辄要核实新闻、平衡新闻、反对新闻炒作，同时也有经济上的原因，雇用一个资深记者每个月可能付一万元钱，而雇用一个大学刚毕业的
学生，两三千元。如果用一个新闻实习生，一分钱都不用出。由于大多数年轻一代的编辑记者生活在这种没有劳动保障的工作环境中，没有年薪和固定月薪，越来越
多的记者主要收入是靠稿费收入，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是新闻报道的煽情、片面、忽略、夸张、创造。结果是，记者活得越来越痛苦，新闻报道的质量越来越低劣，
而媒体老板过得越来越安逸。

　　记者的低龄化趋势与新闻肤浅化

　　今天中国媒体的普遍现象是：记者们年龄偏低、报酬低廉、处境悲惨、饥肠辘辘、每况愈下、没有晋升、没有前途。调查发现，超过半数的记者编辑是28岁以
下的年轻人，记者的年龄呈低龄化发展趋势。中国有300多所新闻学院，为中国记者低龄化提供了人力资源的基础。这意味着中国的媒体每年可以无偿地得到大量
的新闻实习生而不是有偿的新闻记者。实习生干了一年半载后，要毕业了，跟实习的报纸要工作，报纸可以找借口说，“你不合格，没岗位，你走吧。“
等这个实习生一走，马上又找来一个实习生顶上前面的那位。（右图：抢新闻的记者们）

　　不错，记者低龄化和使用实习生可以节省媒体大量的开支。但是，新闻工作者是与人和社会打交道的，人类社会非常复杂。新闻记者所需要的那一整套思维、调
查、写作方法是靠多年的磨练形成的。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丰厚的生活阅历、广博的知识积累的实习生或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能否非常准确地表达那些通过深入
采访和思考挖掘出来的最有意义和价值的东西。正像做手术的外科医生一样，不是说一毕业，就可以动大手术。我们看看西方的电视，记者干到70岁，满脑袋白
发，还在那儿当记者，跑到伊拉克和阿富汗前线。而我们电视里更多的是俊男靓女。在这两者中，哪一个年龄段的记者写的东西更深刻、理性、平衡？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某些报纸开始模仿香港某些报纸的办报模式，5个记者竞争采写同一事件的报道，5篇报道选一篇。如果被选中，5个人的工资全给他
一个人。结果是，为了超越自己的同事，许多记者想尽办法挖掘别人挖掘不到的细节。如果当事人没说这句话，但是，记者为了报道引起轰动效果，就去编一句话；
如果被采访者在讲话中没有这个意思，记者为了加强轰动效果就加上这个意思。

　　从新闻职业道德看，记者的角色是信息的邮递员，应该忠实的传递信息，他不忠于任何人，他只忠于事实。准确是媒体最高的道德标准。但是，由于媒体的市场
化需要，广告商所需要的眼球，身处生活和工作窘境的记者在市场经济中各种利益集团的角斗中，很难成为忠实的传递信息的邮递员。

（人民网北京9月22日讯，策划：传媒频道，编辑：刘海梅）

根据 文章 修改了 Zope 的结构，不再采用 FastCGI ，而是采用 mod_rewrite 替代。

从 福布斯得知

    向来低调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简称：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可能即将离任，西部重镇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将执牛耳，人事更替的传言将给中国股市刺入一针强心剂。但导致股市勉徘徊于5年低点附近的关键问题尚未解决：一是信贷紧缩，二是国有股减持。

    有官员称，黄奇帆不久将接替尚福林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1992年12月份，尚福林接替现任央行行长周小川成为中国证监会主席，领导著这家统管深沪两家证交所、旗下券商过百的监督机构。

    据《南华早报》周三报导，尚福林可能接替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CBRC)主席刘明康的职务，该传言尚缺乏证据。

    刘明康制定的新银行规则使驻中国的一些海外银行家颇感不快，有些规定限制了外国银行为国内某些业务进行融资的能力。尽管如此，刘明康一直被誉为治理国内银行业的开路先锋，在他的领导下，国内银行，特别是中国建设银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和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的不良贷款率已明显下降。

    经纪商需要什么样的证监会主席尚不可知，但有人预测，一旦尚福林将离任，股市将为之一振。上证综合指数在过去三个交易日里已累计上扬8.8%，以上预期在其中扮演了一定角色。

    传言中即将登任证监会主席位置的黄奇帆现年52岁，曾任重庆、上海两大城市的高级官员。在任期间，重庆和上海都处于关键的发展时期，黄奇帆在推动国有公司上市及吸引投资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国内媒体对此褒奖有加。

    黄奇帆的个人助理通过电话否认人事变动的消息，并表示这完全是市场谣传。

    相关机构的发言人没有对此事置评。

    传闻的出现与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开幕不约而同。但官方媒体新华社(Xinhua News Agency)指出，为期四天的会议将围绕政治话题展开，其中包括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等问题。

    众多传闻导致投资者不光要为人事更迭作准备，因为还有传言称，中国将进行九年以来的首次加息，以及政府将有节制地放松导致人民币估值较低的汇率管制。市场传闻多在节日前后现身，这在中国已是屡见不鲜，即将到来的国庆节就是一例。

    股市不振-尚福林有责

    尚福林于2002年12月接任证监会主席，上证指数此后基本持平。但最近几周，该指数一路跌至5年低点，周四上证综指收于1371.20点，较4月6日创下的1777.52点峰值下跌23%。股市近日的回升与尚福林将离任的传言有一定关系，同时，支撑股市的一些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交投人气。中国证监会的前任主席是现任央行行长周小川，他在任时，上证指数累计下挫18%。

    尚福林在任期间的重大举措包括：显著扩展了基金管理行业的规模，向股市输入了数百亿人民币的资金；批准境外机构通过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机制(QFII)获得近20亿美元的中国市场投资额度；中小企业板于今年的推出；券商首次获准发行债券进行融资。但市场没有因此获得可持续交投提振。

    分析师并没有把具体问题归罪于尚福林，但表示他们需要一个令人信心百倍的领导人。长城证券(Great Wall Securities)驻深圳的分析师丁朝宇表示，股市需要的不是资金，而是信心。证监会的领导人应该让投资者对股市充满信心。

    信贷紧缩是近几个月来影响中国股市的主要因素。市场借贷利率的上扬导致了国债回购协议交投的减少，许多券商不得不卖出股票以抵消这种影响。

    然而，拖累股市的最大因素还是基本结构问题。由于政府持有上市公司近三分之二的股权，这些股权减持与否的问题一直困扰著市场。分析师说，现在谈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

    股价下跌，公司收益上涨，导致国内股票更便于购买。《中国证券报》刊载的数据显示，上海证交所(Shanghai Stock Exchange)上市股票的平均本益比约为26，较2003年中旬低10个百分点。

    　　引 言
　　从大系统理论来讲，宏观状态决定着微观运动水平（价格水平），反过来讲，微观运动的发展又表现出相应的宏观状态。证券市场是一个不创造价值的市场，她只反映价值（反映企业价值），她的功能是资源配置（或风险配置）及价值发现，对于理性投资者，首先衡量的是市场价值，其次才是股票的价值。
　　对于传统投资理念而言，衡量一个市场的价值是整体市盈率、市净率、平均价格、指数水平、交易量，总体而言，反映出市场交易现金流价值。对于二级市场上市公司的股票而言，传统投资模式很难解释股票价格与股票价值的对应关系，唯一反映这一对应关系的方法就是上市公司财务价值分析，如果形象比喻上市公司财务价值是一种金融标的资产，二级市场上市公司的股票即可视为金融衍生产品，因此，投资者理性预期被认为是股票价格必定围绕上市公司财务价值波动，具有这种理性预期的证券市场是一个有效的市场，它的前提是价值判断，而不是信息（消息）判断。
　　不管是证券市场还是上市公司股票，都具有由真实信息反映的价值与由动态信息（消息）反映的价格波动，网络及媒体等信息传播渠道传播的宏观政策变动，政治及社会传闻都是即时的动态的信息，在市场上影响价格波动，而不能影响市场及股票价值，价格波动也是一种随机价值，反映风险承担者要求的风险补偿（或风险溢价），她是一种期权价值（或有要求权），由期权定价模型进行分析。
　　股票估值是价值投资核心
　　证券市场在持续牛市与持续熊市过程中最容易使投资者产生困惑与迷茫，最终使投资者放弃价值判断去追逐非理性投资，不管美国证券市场，还是中国证券市场都存在这个问题，究其原因，投资者为什么要放弃价值判断呢？价值判断来源于三种方法，即传统股票估值的现金流现值方法（ＤＣＦ方法），股票估值的相对估值方法，股票估值的期权估值方法。价值分析不能贯彻于投资过程的始终，源于这三种方法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分析缺陷。
　　第一，现金流折现方法是对未来现金流预期，通过预期时间段的风险调整的现值，市场价格，汇率，利率是随机波动的，对公司现金流及红利预期就会出现误差，同样，风险贴现因素由于使用历史参数量化也存在误差，最终现金流折现值是不准确的。
　　第二，市盈率，市净率，市售率等相对估值方法也存在缺陷，市盈率，市售率以历史成长性预测未来成长性，这一点与随机变量（现金流或价格）无后效性矛盾。但是，最根本还不在于此，市盈率，市售率指标会出现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财务虚假信息），市盈率是以利润确认收益，市售率是以收入确认现金流流入价值，目前会计方法中，应收应付账款是以利润或现金流价值确认的，而真实的公司权益现金流与股票价值中不反映这种未兑现的价值。市净率指标中只反映静态的，历史的帐面资本计量，它不能真正代表重置资本价值。
　　第三，期权定价仅局限在为衍生工具定价上，而期权定价现应成为股票波动率定价的有效方法，而目前世界上主流金融工程产品开发仍停留在投资组合现金流复制技术上。
　　通过多年对托宾Ｑ理论及现金流ＤＣＦ方法的研究，我本人研究出一套股票估值系统及股票价值定价方法，其实证检验结果在下面的举例中介绍。对股票价值的研究主要依据是建立数据模型，一般以连续变量过程进行定价，这里假设财务数据可以模拟为连续度量，而这种连续变量以对数正态分布的，这样，财务价值与市场价值就可以统一，描述股票价值就是分析股票财务价值与股票市场价值的关联性，我们用等式表示如下：
　　股票财务价值 ＝ 帐面权益现金流价值 ＋ 财务期权价值
　　股票市场价值 ＝ 股票均衡价值 ＋ 波动价值
　　财务期权价值与股票在市场上波动价值均属于不确定性价值，这两种价值变化关系可以是正相关，可以是负相关的，利用负相关对冲方式，用无风险收益代替不确定性价值，我们就可以得出股票的定价方法，用这个公式可以计算股票的流通价值，表达式如下：
　　ＰＳ＝α×（Ｂ－Ｋ×е－ｒｔ）＋Ｋ×е－ｒｔ
　　ＰＳ——股票流通价值 α——对冲比例系数（或流动性系数） Ｂ——股票帐面价值 Ｋ——股票发行面值 ｒ——无风险收益
　　如果股票市场是有效的市场，均不存在价格高估与低估，股票的均值价值就等于股票的流通价值，所以，股票市场价值就可以表示为下式：
　　股票的市场价值 ＝ 股票流通价值 ＋ 股票波动性价值
　　在后续的文章中我将对股票波动性价值给出欧式期权定价方法，即应用布莱克－斯克尔斯期权定价模型对股票波动性价值进行分析。
　　股票流通价值的定价分析，可以应用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证券投资过程就是风险资产分配过程，可以在选择投资组合或进行静态资产配置时对股票定价分析，为投资基金进行组合构造前，提供个股分析依据，从而代替了市盈率、市净率分析，所有预选的个股均通过流通价值定价，然后再进行均值方差分析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式分析。
　　其二，股票流通价值分析可以有效地对市场高估与低估股票进行定价，为对冲与套利提供可行方法，这在资产动态配置中尤其重要，对不同风险资产与现金配置权重中设计科学化的对冲比例，使投资组合现金流特征符合永续现金流特征。
　　其三，ＶＡＲ风险量化一般以市值计算，而市值不能真实反映市场公允价值，如果以流通价值做为计算成本市值的依据，ＶＡＲ风险量化更反映真实风险裸露。
　　股票估值系统实证分析
　　股票估值实证分析需要统计数据进行实证结果检验，第一组统计数据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上证５０板块成份股为样本。目前国内大多数投资基金跟踪上证５０指数，投资基金的投资组合大多数选自于上证５０板块成份股，这个板块基本上反映了中国证券市场的蓝筹概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价格水平与价格走势。
　　以上证５０板块２００３年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及２００４年中期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计算成份股的流通价值（下表中用“０３估值”及“０４估值”表示）。分别收集了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３日（上证指数低点为１３０７点）上证５０板块成份股收盘价，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４日（上证指数低点为１２５９点）上证５０板块成份股收盘价。２００３年估值的算术平均值是８．１８元，上证指数低点１３０７点对应的上证５０板块５０只股票收盘价算术平均值是８．０８元。２００４年估值的算术平均值是７．３２元，上证指数低点１２５９点第二天对应的上证５０板块５０只股票收盘价算术平均值是６．８８元。第二组统计数据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小企业板块小盘股为样本。
　　以中小企业板块２００４年中期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计算小盘股的流通价值，收集了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４日（深证成指低点为３００８点）中小企业股票收盘价。中小企业板块２００４年估值的算术平均值是１２．６元，深证成指低点２９９６点第二天对应的中小企业板块３８只股票收盘价算术平均值是１１．９９元。实证分析显示，样本数据平均值接近于估值时，指数低点形成市场底部。实证结果给出一个结论：中国证券市场仍是一个有效的市场，股票平均价格基本反映股票估值水平，股票价值基本上反映了上市公司财务价值，股票价值不受诸如国有股减持、股权分置、市场扩容、宏观政策短期变动、利率调整预期等因素影响，而这些因素只影响证券市场及股票短期价格波动。

　　作者介绍
　　马小佐：本科毕业于天津大学自动控制系，研究生毕业于南开大学金融系。多年从事随机过程控制系统研究与教学。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主持开发“南开大学（深圳）金融工程学院项目商业计划”。在国内唯一最早运用套利模型即对冲模型进行证券投资组合管理。
　　多年从事对冲基金研究，资本市场金融工程研究。并将金融品种、工具建立在数理模型基础上、计算机模型分析基础上取得了研究成果。
　　研究及开发的数据库系统、风险监控模型、套利模型、重组并购项目财务现金流重构技术模型，在实际交易操作中取得良好效果。风险监控模型与套利模型实证有效率９５％以上。

　　杨小凯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要警惕国家机会主义在中国被制度化

　　杨小凯去世了。年仅55岁。他的影响，不只是因为他的经济学研究，也不只是因为他的生活传奇，而是他屡次遭受磨难而始终昂扬顽强的生命
力，将会持续感染和激励着认识他的人。

　　他少年时便思考中国政治格局走向，因文章获罪，关进牢中10年，那时他叫杨曦光。出狱后，却在国内和国际经济学界，以他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和补充，以他对中国制度转型的理性思考，赢得一致的赞叹和钦佩。在留美经济学会和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组织的悼念会中，国内外的许多知名学者一致对杨小凯的洞察力和前瞻性真心地佩服，并动情地回忆他对朋友们的思想形成的有力影响。然而，小凯多年旅居海外，又因为某些限制，他的好些学术和政治观点，除了经济学的研究外，在国内还不被大家所广泛接触。为了不让朋友们的钦佩流于形式，我们有义务将他的论点、思想介绍与大家讨论。

　　体制内改革有很大局限

　　小凯不相信物质决定思想的命题，而相信思想史决定历史的其他方面。他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最重要方面就是上层人物（包括知识分子和官员）的经济学思想的迅速变化。从价格调节的改革，到放权让利的思路，到预算软约束和所有权结构问题，到两权分离和股份制，再到产权经济学和私有产权的讨论，都是经济思想的发展带来实际改革政策的变化。然而，大多数人都小心地不越界，都在体制内讨论改革的问题。比如谈论在国有制基础上界定产权，重建产权结构，并称这才是切合国情，否则都是"读多了洋书，不了解中国国情"。

　　考察中国的改革经验，小凯认为体制内改革的局限是很大的。他说："我并不反对体制内改革，对体制内改革的朋友们也十分敬佩，但是他们需要体制外改革，需要反对派作为竞争对手，否则他们就会困在鸟笼里飞还自鸣得意。"

　　比如股份制。小凯认为只有在私有制很发达，对私有财产和契约的保护法律制度很发达时，股份制才会产生和有效地运作，在一个连最起码的私有财产都没有法律的有效保护的国家，低级的私有财产制度都不够发展，何况基于高级私有财产制度（例如对管理知识，对票据的私有产权受法律保护）的股份制呢？他批评道，中国实行的股份制实际上很像清朝末年的"官督商办"制度，它比完全官办和完全商办都要差。因此中国的很多新股份公司不是变成了新衙门，贪污的温床，就是变成了强迫职工买债券的机构。

　　国有企业的问题是有历史沿革的

　　讲到国有企业的改革，小凯是从清朝的洋务运动考察其历史渊源。他指出国有企业占优势地位，并不是1949年之后的现象，而是从洋务运动以来便开始了。中国的洋务运动就是搞官商，那时有很多说法，如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官督商办有点像当代的承包制，官商合办像合资，官办就是国营企业。国民党从清朝接过来的百分之五六十的国民产值来自国有企业，国民党接手后没有一下子私有化，还是叫官商。新中国成立后，也是百分之五十的国有企业，再加上后来的公私合营，国有企业的比例更大了，所以这是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犯的一个大错误。积重难返，不是一下能改得过来的。

　　而国有企业的问题不是单纯说企业的效率低，而是国有企业使政府不能发挥裁判的公正的功能。国有企业效益越高，裁判越不好办事，因为国有企业效益越高，政府就越不想放弃其当球员的作用，而这个作用与他当裁判的功能是矛盾的。而游戏规则不公平，经济怎么发展？所以这不是效率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的游戏规则是否合理的问题。

　　危险的后发劣势：

　　技术模仿代替制度变革

　　从对游戏规则的关注出发，小凯警醒地提到只注重技术模仿而忽略了制度变革可能导致的后发劣势。

　　作为历史教训，搞洋务运动的中国，想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当时的效果与洋务运动前的中国经济相比要好。但这却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与民争利，既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又是裁判加球员，因此私人经济无法生长起来。洋务运动中由于政府坚持国营企业的主导地位，垄断资源，很多私人企业就真的不如国营企业有竞争力。

　　虽然今天，大部分人认识到这种坚持官办企业的洋务运动是失败的一次历史尝试。但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劳力密集产品出口导向新工业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却显得相当成功。很多乡镇企业也是相当于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这种极落后的制度，曾被很多人说成是"制度创新"。小凯提醒到，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却是"对后起者的诅咒"。它可能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产生很高的长期代价。

　　小凯认为，政府垄断银行业，保险业，汽车制造业，电信业，并用模仿新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来代替制度改革，这是中国的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有企业效率低，而是又一次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这种制度下，国有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长期经济发展。

　　几年前，小凯参观了浦东，没有为貌似纽约的高楼大厦欢欣鼓舞，而是在那里看到中国的后发劣势的一些征兆。他发现，加工出口区85%的企业是"官商合办" (中国国有公司占50%以上的股份)，基本上是政府以地主的身份，利用其对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垄断权，与外国和中国私人企业直接争利。而大多数自由经济中的政府在加工出口区只是租地，提供服务，通常不经营企业。这种做法表面上颇有成效，实际上可能留下制度隐患。

　　宪政规则与制度演化秩序

　　避免后发劣势，不仅是制度改革的时间问题，更为实际的是如何改革的问题。小凯指出，宪政规则对长期的经济成长有着根本的决定作用，因此应成为制度改革的核心。

　　他提到，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了一套宪政游戏规则。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就被限制住了，民众的机会主义也就跟着减少，所以工业革命才会在英国发生。机会主义也就是坑蒙拐骗，这在中国目前非常盛行。小凯指出，个体户的坑蒙拐骗只是小事情，真正的问题是政府的政策初一和十五不一样，就是国家机会主义。

　　而这种国家机会主义的特征除了官商勾结、政治垄断等之外，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小凯介绍到，很多史学家有这样一个公论，在18、19世纪的法国，生产是为少数贵族阶层服务的，这使得市场规模很狭小，从而生产成本很高，效率很低。而当时英国的生产是为大众服务的，所以市场规模大，成本低。所以收入分配不公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他提出应该反省"收入分配不公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现象"这样一个观点。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是互为因果的，就是说收入分配公平使得经济发展快，经济发展快又使得收入分配公平。因此是存在一种动力，一个有约束的政府，它可能积极保证收入分配的公平，而这样的公平能带来长期的经济增长。

　　评介和继续的研究

　　周其仁教授在小凯的追悼会上说："……我认识杨小凯超过了20年，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现在的举世赞赏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还有一种保留和怀疑。这种保留和怀疑不是一种情绪化的猜疑，更不是因为他的境况不好，而是来自他对社会、对经济长期发展面临问题的思考。他认为经济学框架的基础是劳动分工水平。经济增长重要的是依赖分工水平不断地往上推，而导致这个分工层次会往上提升重要的是一种制度上的协调问题，其中产权很核心……小凯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有更往前走一步的地方。产权并不是说经济学家认为哪一种好，呼吁把它变成现实就行。产权要受到很多其他制度安排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而国家是惟一可以掌握合法暴力的组织，掌握着强制力的组织。国家如果不上轨道，私人产权很难发挥作用，私人产权不上轨道，整个市场的基础就怎么弄也弄不起来……产权并不是直接来自私人的愿望。他这几年身体明显不好就是在哈佛没日没夜的读西方的历史，读宪政的文献……中国的经济增长到底会怎么样，还要看，从情感上讲，我不希望看到预言成真。但中国经济要能够健康的发展，能够经得起长期的历史检验，我认为小凯的这些思考从每一个角度看都是一个积极的东西，都是一个贡献。这一点应该留下来，继承下去，发扬下去。"

　　大段地引用，既是为了增加对杨小凯观点和思想的理解，更是为了表明一种理解的方向和继续研究的途径。

　　小凯一直尊重异己的声音，他重视文献，了解别人的研究。他告诉学生，经济学文章不能只是读，而是要动手再算一遍。当然，需要算的是经济学的数学模型。然而，了解历史渊源，在更广泛的时空里考核制度变革的成效，需要的是更为宽阔、渊博的背景、心胸和动力。小凯是后来人的一个榜样。

　　（作者系杨小凯生前的博士生）

　　杨小凯生平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湖南人

　　1948年出生于吉林敦化。

　　1968年撰写了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被判处十年徒刑。

　　1978年出狱，先当工人，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并在武汉大学任教。

　　1983年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读书，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数理经济学、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微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

　　2004年7月7日因病去世。

中国企业家/张居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