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自由

入世后的中国传媒市场正处在起飞状态，具有稀缺价值，非常值得投资。如今，对中国传媒的投资已经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政府、个人、企业、国外巨头以及媒体 本身都跃跃欲试。传媒业是比较特殊的产业，其在中国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传媒肩负着党和政府喉舌的作用，其文化性性决定了传媒市场具有内容产品和广告产品两 个市场，其产业性决定了传媒不可避免要进行资本运营。目前，我国传媒产业的投资仍然是“高风险”投资，资本运营还非常不完善，一方面囿于政府的政策限制， 一方面在于媒体投融资自身存在的问题。然而这两方面，既是限制，也是机遇。 　　一、政策限制 　　政策是“大气 层”。中国传媒离开了大气层无法生存，政策大气层给予传媒发展所需要的氧气，同时也减弱甚至隔断外界对传媒进行辐射的因素。相应的，媒体发展每一步的探索 所产生的作用以及副作用也必然会给政策大气层带来影响。中国对传媒政策限制的逐步放宽正是政策与传媒互相作用的结果。 　　2001 年中国中央办公厅下发了17号文件，在传媒经营方面作了很明确的规定——国有资本可以参与媒体经营。但这种“参与”只是给予投资方“投钱”的权力，投资方 并没有经营媒体的权利，媒体的经营依然由媒体来做。由于“国有资本”的限制，很多想投资媒体的私人等非国有资本面对传媒市场心有余而力不足。 　　随后的 “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实施细则》的通知 ”则打破了传媒投资的只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的限制，认同“各类资本”都可以参与媒体经营，拓宽了传媒投融资渠道。通知中规定：“经中央宣传部和新闻出版 总署批准，试点发行集团可吸收国有资本、非国有资本和境外资本，集团国有资本应不低于51%。” 。这样，私人资本等非国有资本投资媒体便名正言顺了。但政策同时也规定外资或民营资本投资媒体所占比例最多不能超过49%。 目前的政策底线是编营分离，允许外资进入媒体的经营部分，投资人进入经营的门槛已经降低。采取经营权的介入是目前传媒资本运作的唯一形式。 　　政策的变 化便是媒介发展对政策的反作用。理论常常是实践的总结，政策的发展也不免落后于传媒的发展。当然，就像传媒本身发展一样，政策本身也是一个发展过程，与政 策发展同步甚至略微超前，对政策的解析、预言、猜测、期待，都成为潜在传媒投资者津津乐道的做法。那些能够较好较透彻地分析、把握政策甚至适度超前的投资 者已经成功吃到第一杯羹。比如，环球时报在政策尚未明确之前便与国外媒体经常性地交流节目，京华时报也在政策只允许国有资本进入媒体之时就进行了多元融 资。 　　境外资本 对政策的期待，并不亚于国内媒体。美国赫斯特公司主席贝纳特在“十六大”后召开的史坦国际“中国传媒市场运作与投融资高级论坛”上说：“中国有一个未开发 的，有待创新和变革的传媒市场和产业。中国不仅有悠久的历史，她更有重要的未来，中国正在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努力”。 对政策的期待，将有更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中国传媒，把资本投入传媒这个既充满诱惑又光彩夺目的产业。 　　二、资本限制 　　资本是中国传媒发展的“润滑油”，可以减少传媒在市场运作中的阻力。资本也是传媒做强、做大的维他命，在保证传媒政治功能的前提下能够增强传媒的核心竞争力，稳步加速传媒集团化进程。 　　传媒早晚要融 资，进行资本运营。决定投资的三个因素是收益、投资成本和预期。 收益：一般来说，投资取决于整体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收益，并对商业周期反应敏感。传媒经济活动主要表现在广告的市场运作，传媒所处的商业周期的生长期使之具 有投资价值。近10年间，中国传媒业的广告收入增长了近20倍，达到800亿元。今后相当时期内，传媒广告收入预计仍能保持10-15%的年均增幅。 投资成本：在市场经济不完善的情况下，投资成本经常取决于政府的政策，政策限制则投资成本大，政策宽松则投资成本小。中国允许投资传媒即意味着传媒投资成 本的降低。预期：投资首先是一种对未来的赌博，在投资之前需要对投资对象进行理性分析。中国传媒的情况是，传媒产业作为整体值得投资，但媒体个体则良莠不 齐。 　　事实上， 许多国际投资者都对中国市场充满兴趣，尤其是跨国媒体集团。早在1995年，德国媒体巨人贝塔斯曼就通过书友会的方式，试图打开中国图书市场，在几年的亏 损后依然不屈不挠，如今又与中国21世纪锦绣图书签订了图书连锁协议，靶心直指中国图书分销市场。因为他们深知投资传媒是长线性投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获 得回报，最关键的是先要占有一席之地，然后放长线钓大鱼。而政策限制的进一步解除为其打开了丰厚利润的大门：中国加入WTO第三年，外资可以不受地域限制 地投资、控股书、报、刊的批发、零售业务。新闻集团默多克也早早盯上了中国传媒市场，一边将“星空卫视”等“本土化”了的节目落地广东，一边游说中国高 层，笔者认为他的行为也必将对中国的政策形成有所影响。如今，“跑马圈地”正在中国如火如荼。IT、娱乐等领域几乎已经“圈地”完成，其他领域如教育也正 引起投资者重视。 　　中国传媒 市场确实值得青睐。然而落实到微观层面，什么样的媒体值得投资，什么样的媒体不值得投资也是一门学问。在其他产业领域，投资者会把中国的企业放在全球同行 业中进行比较，用国际标准给中国企业量身，对符合标准的企业，投资者才有可能投资，对于媒体而言，投资者也将周全考虑，不会因为是中国媒体就轻易进入。如 今，中国传媒市场投融资现状描述如下： 　　（一）职业投资者太少，主要是非专业投资者 　　从投资者的角 度看，投资者分为职业投资者和行业投资者。北京青年报传媒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杜民认为，职业投资者以投资为目的，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赚取差价是其运作模式。职 业投资者往往在某一领域集中投资，扩大自己在这方面的实力，当今世界几大传媒集团如维亚康姆（Viacom）、迪斯尼等都是如此。行业投资者往往希望找到 一个产业方向，做大这个产业。 总的来说就是：前者着重做强，后者注重做大。 　　泛华东方传媒资深顾问赵小兵将做传媒投资的人分为两类：一种人出身于媒介的实际经营者，另一种人则是来自对财务、法律环境、结构设计非常熟悉的投资银行家。他认为一个既有投资银行背景又有对行业运营规律有了解的人，才能真正做好传媒的投资。 　　由于媒体产业 发展阶段的限制，中国还谈不上职业投资，行业投资者（如IDG集团专注在中国投资了几十家IT媒体）也不多，而非专业投资占了绝大部分。非专业投资者的特 点是投机，急功近利，他们对媒体缺乏了解，盲目投资，赚不到钱又盲目撤资。非专业投资对投资人来说是风险，对接受投资的媒体来说也是风险，因为这样的资金 在来源上比较分散，规模比较小，资金稳定性也不够，其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 　　传媒进行融资，资金不能作为唯一标准，还要看投资者的整体水平，包括其企业的管理模式，经营模式，利润构成，甚至企业文化。融资不等于找钱，融资的核心是资源的整合，资源比资金重要的多。 如果仅仅为了找钱而融资，则很难找到好的投资者。 　　美国沃顿商学 院教授迈克尔·尤西姆（Michael Useem）认为：美国的制度正在从由经理人实时掌握全权、不受监督制约的“管理人资本主义”向由投资人控制监督经理层的“投资人资本主义”转化。这一转 化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资本市场结构的改变，各种机构投资者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机构投资者在美国企业资产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从1950年的6.1％上升到 1997年的48％。对于中国，机构投资者也必将逐渐上升。而机构投资者对于传媒的投资，也将稳步增加，改善不合理的投融资结构。 　　（二）国际投资不多，民营资本津津乐道 　　在中国当今的 传媒领域，国外真正大的投资公司进入不多，一时也不会鱼贯而入。国际资本看重的是传媒集团的跨平台整合，无论是中央一级的媒体还是省一级的媒体。他们往往 处于一种观望态度，对中国传媒投融资未来充满期待。中国现在缺乏相应的法律环境，政策也处于“不稳定”状态，法律和政策对资金的进入、保护和安全退出都没 有保证。如今投资大鳄对中国的传媒还处于“观察期”，寻找值得投资的媒体，一旦政策放宽，它们必将来势凶猛，届时对中国传媒的布局将是一次冲击。因此，真 正的媒体投资大鳄还在后面。 　　与此同 时，民营资本灵活且活跃不可小觑。如哈尔滨《大嘴鳄鱼》便是民间资本投资的成功案例，其共发行七八本杂志，效益不菲。从更深情况来看，由于中国传媒集团化 的进程，很多民营资本正悄无声息地投资进入非主流媒体，暗暗地完成他们的跨地区布局，这些投资在今后几年必将产生使人感到惊讶的结果。再比如数字电视方 面，近日，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朱虹表示：“鼓励社会资本或机构投资、参与广播影视制作，提供更多更好的节目”。国内大型民营电视制作机构 光线电视市场总监郑伟立即表示要加大投资，计划在2004年，开通10个数字娱乐频道，覆盖全国大部分数字电视家庭。 　　民营资本 在传媒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年来，民营资本不仅在电影、电视节目制作、广告代理、有线电视网络等领域大撒金钱，而且还积极筹划通过多种方式上市。目 前，“光线传播”、“唐龙国际”和“中信文化”等民营资本已出现并活跃在传媒领域。民营资本将会在节目制作、产品销售等领域占据一席之地甚至是较大市场份 额。 　　（三）媒体总量很多，可供投资的媒体不多 　　中国传媒投资 市场似乎存在着一个悖论：想找投资的媒体很多，想投资媒体的资金也不少，但是双方却很难找到满意的对象。媒体投资是资本追求利润的行为，如果没有利润可 拿，资本不会和媒体联姻。中国传媒内部的管理水平不高、同一水平媒体竞争激烈、利润率下降，还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吸引力的一流的商业模式，这都说明媒体的竞 争力在下降。 　　笔者认 为，目前中国，广电、报纸、出版，三种传媒内部的垄断程度依次呈递减趋势：广电一枝独秀，报纸战国七雄，出版遍地游击。而按照国际经验，发展的趋势必然是 三种媒体各自领域的垄断程度都趋于平衡，电视领域有几家广电集团共分市场，报纸领域几家报业集团通过跨地域经营把握中国整个报业市场，出版领域若干大的出 版集团掌握中国的出版资源。比如，美国经过五十年的传媒市场竞争，在广电领域形成了五大电视网并列的局面，报纸领域出现了甘内特公司、新闻集团、纽约时报 公司、华盛顿邮报集团、论坛公司等近十大报业集团争雄的局面 ，出版领域则是以麦格劳-希尔国际出版集团、培生出版集团、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等、联合出版集团等分工市场的局面。 　　在中国， 传媒产业是“马太效应”和“帕累托定律”非常明显的产业。只有介入强势媒体，资本才可能获得高回报。 从电视媒体来说，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收入占所有电视媒体广告收入的40%；从报纸来看，全国2000多家报纸，其中33家大报的盈利就占到所有报纸盈利的 90%。而比较电视和报纸，电视媒体的垄断性（央视独占鳌头）又远远高于报纸（报纸较强的区域性强使得中央级大报和省级大报得以共存）。强者越强，弱者越 弱的逻辑必将影响日后投资结构，媒体投资的相对集中将是必然走向。而强者找强者合作，弱者找弱者合作，又将促成马太效应。 　　除了以上三个问题，还必须指出：传媒 是市场门槛很高的产业，因此对媒体的投资也应该大投资，并且具有跨越市场门槛的能力；媒介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规模化竞争的时代，当资金达不到跨越规模门槛 的力度时，就不能期盼其产生回报；传媒融资的渠道是多元的，绝非上市一条道路。中国传媒市场风险与机遇并存，在政策的“大气层”下，必须有资本支持、优秀 管理团队的经营运营、正确的风险意识等必要的养分，这些养分都必不可少，缺少任何一个，中国的传媒市场都难以健康成长。

作者：贾可  2004-10-5 11:24:14

造成中国当代商业史上最大一场溃败的唐氏兄弟的完整浮沉轨迹 　　经历了持续3年多的学者抨击、媒体质疑及市场流言的轮番轰击后，有着“中国第一庄”帽子的德隆系，终于在今年4月轰然倒下了。具有反讽意义的 是，尽管德隆罕见的魄力、超乎寻常的意志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学习能力使它在中国的民营企业中显得现代而先锋，但其大厦将倾之时，其坠落的轨迹与此前被媒体 数度曝光的其它庄股崩盘故事并无二致。 　如果说还有不同的话，那便是德隆个案的规模和长度。在德隆危机爆发时，德隆系相关公司已超过120家，资产逾1200亿，涉足包括矿业、旅游、零 售、汽车、农业、食品在内的数十个行业。通过下属子公司直接投资参股、借别人的名义间接出资、由下属券商坐庄等方式，德隆至少控制了10多家上市公司及 17家金融机构。更重要的是，这个以资本为纽带的庞大企业帝国，从搭建到崩溃，已有8年历史，所谓的“德隆模式”个案意义对动荡变革的中国证券市场的重要 性已是不言而喻。 　　如今，这场令人目眩的大溃败终于接近尾声：有消息称，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将对德隆展开为期半年的托管，为此，中国数家国有银行将为其注资150亿人民币。 　　股市投资者对这一消息也报以掌声——德隆系的几支股票价格小幅上扬。它的实业资产也还在顽强生存：“湘火炬”依靠贱卖子公司MAT所获得的10 亿元资金力撑，而从7月26日开始，“新疆屯河”生产番茄酱的隆隆机器声也在大漠正常响起——重组计划中的新东家中粮集团4亿元的封闭贷款，使德隆引以骄 傲的红色产业避免了因错过采摘季节而面临的灾难。 　　重组后的德隆将不再有涉足金融的可能，而可能仅仅蜷缩在机电产品领域。而在新的架构中，德隆系原来的核心控制者唐氏兄弟及其朋友握有的股份也将微乎其微。 　　《环球企业家》获悉，德隆迷宫的缔造者、德隆国际总裁唐万新在经历了一场亡命之旅之后，已于7月中旬返回北京——没有他，德隆可能将永远成为迷宫，他的新工作将是帮助重组小组搞清基础数据和基本资料，并等待主管部门的最终发落。 　　“回来后没几天，他给我打了个电话问好。”德隆的一位原高层告诉《环球企业家》，“他语气平静，从来都是这样，即使大难临头。” 　　“面恶心恶” 　　在1940年代动荡中国的末期，刚刚从同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一对情侣从上海游历到了遥远的新疆。像西部歌王王洛宾一样，他们因留恋边陲的风土人情而定居于乌鲁木齐。 　　近50年后，在中国证券市场重组之风盛行之时，一家在证券市场上名不见经传的民营企业“新疆德隆”进入了上市公司“沈阳合金”，这家来自西域的企业的掌舵人，正是这对夫妇的四个儿子：唐万里、唐万平、唐万川和唐万新。 　　在后来为众人所知的德隆国际的架构中，四人的分工是：占股6.7%的第二大股东唐万里任董事长，占股13.6%的第一大股东唐万新任总裁，唐万 平掌管实业，唐万川掌管财务。但事实上，唐万平自2002年中风后便一直没有上班。唐万里和唐万川的职务更多具有象征意义，真正的核心，就是排行最小的唐 万新。 　　“他大气果断，商业感觉好，所有关于德隆命运的重大决策都是围绕他一个人的认识进行的。”认识唐万新18年之久的新疆东西部经济研究院院长唐立久说。 　　有人曾经这样概括这四兄弟：老大唐万里“面善心善”；老二唐万平“面恶心善”；老三唐万川“面善心恶”，而唐万新则是“面恶心恶”。 　　个头不高蓄着八字胡的唐万新形象确非儒雅：他喝酒只喝伊犁特曲，一年翻来覆去就两套衣服，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当别人提出其八字胡有损形象时，祖籍重庆开县的他会回应说：“新疆人，不留胡子，不是男人。” 　　但言其“心恶”，主要还是指其在商业方面不易对付，商业天分在四兄弟中最为出色。 　　上了两年新疆石油学校，唐万新就选择了退学。比他年长7岁的大哥唐万里坚持找关系送他到山东石油学校就读。对大哥一直怀有尊敬之情的唐万新最终还是选择了退学——石油专业不是他的爱好。 　　待业生涯从此开始。1986年，当时在新疆八一中学任化学特级教师的唐万里资助唐万新和他的6个大学生朋友开办了一家启动资金只有400元的名为“朋友”的公司，从事当时当地基本尚处空白的彩色照片冲印业务。 　　纯粹无本生意的彩扩业务充分显示了唐万新的经营天才：他先以公司的名义招工，许多没考上大学或中专在家待业的女生前来报名，唐万新要求招上的女 工先交押金。拿着押金，他再去租上商场或店面一米或半米左右的柜台窗口，然后贴上“彩色扩印”的牌子。如此这般，在乌鲁木齐设点20处之多。扩印照片1元 一张，一个星期内给顾客交货。胶卷收上后通过小恩小惠托去广州的乘客将胶卷带到广州，当地的蹲点人员去白云机场接应，然后找有彩扩机的地方冲洗，再到机场 找乘客托运回新疆。不到一年，唐万新便赚了30万元。 　　这就是唐万新事业的起点。“朋友”公司随即开始扩张，先后搞过服装批发、魔芋挂面生产、自行车锁制造和小化肥厂等小本生意。1988年他又承包 新疆科委下属的新产品新技术开发部，从事电脑软件开发等业务。这些后来被唐万新形容为“连乡镇企业都不如”的创业探索，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先前所得全部赔 光外，还欠了50万元的债。 　　50万的债在当时已是大数目，唐万新坦然承担了这个后果。据当事人回忆，他把所有的债权人召集到一起开会：“给我三个月的时间，我赚钱来还你 们，如果你们信得过我，就给我这个机会；如果信不过我，就送我去监狱。”为了表示自己不会跑，唐万新每天都到债主家门口报到，最后还债时间仅仅比承诺晚了 十几天。 　　1991年，唐万新开始做电脑生意，一度是新疆最大的电脑散件供应商，仅四通打印机在新疆就卖了将近两万台，钱又赚回来了。 　　股票、JJ及其它 　　1992年，几乎与中国资本市场的诞生同步，唐万新和几个朋友用积累的200万元资金注册了“乌鲁木齐德隆实业公司”——德隆出场了。 　　德隆出场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进入股市。就在相当多的人不识股票为何物、把原始股看作烫手山芋的时候，唐万新却笃信股票的增值潜力，当时德隆的主要业务就是派人出去低价收购职工内部股。 　　“当时德隆在一级半市场，也就是买这种股票的公司当中，不仅在新疆有名气，就是在四川，我都听说了他们的故事。”一位后来加入德隆的高层说。 　　1991年，上海股市暴跌1000点。深圳股市为了避免上海现象，当年通过新股认购抽签方式发行11只股票，结果股价上涨。1992年下半年， 深圳股市又传来通过认股抽签表的方式发行5亿元新股的消息。在正式发行的8月9日前，已经有超过100万的全国各地的准股民在深圳全市302个发售网点排 队购买百元一张的抽签表。 　　唐万新此时显现大手笔本色，他花钱一下请了5000人以出去玩一圈的名义到深圳排队领取认购抽签表。这些人一排就是3天，每天领取劳务费。这些 抽签表很快变成了德隆的大把钞票——通过这种信奉“胆量就是生产力”的敏锐嗅觉之举，据唐万新的亲供，1993年以前，德隆已获利3亿元人民币。 　　原始积累完成，唐万新想“对冲”一下股市投机的偶发性色彩，开始关注实业。1993年2月，唐万新以500万元流动资金作为注册资本成立“民办 集体所有制企业”乌鲁木齐德隆房地产开发公司，但是很快因亏损退出。1994年，唐万新来到北京考察市场机会，千年古都等待释放的青春骚动被他敏锐察觉。 在与唐万里商量之后，德隆在北京新街口开办了当时首屈一指的JJ迪斯科歌舞厅，并迅速获得成功，JJ也成了唐万新在北京交友的一个资源。 　　1994年，德隆进入农业领域。当年成立的新疆德隆农业开发公司先后投入2亿多元在新疆各地建立起了四个大型现代化农场，首期开发土地10万亩之多。新疆广袤的土地和特殊的优惠政策令投资农业成为唐万新想象中的一个区别于炒股获利的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 　　1995年，注册资本为2亿的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成立。同年，作为了望世界的窗口，德隆北美联络处成立。唐氏兄弟这种在当时已算超前的国际 视野从何得来无从知晓，人们知道的是，对外称公司以农业为主营业务的唐万新当时带人考察加拿大的农业、工业和金融业，并在那里试着收购了一个生产车灯的小 公司，接着借道巴西考察当地工业情况。 　　据称，唐万新通过考察已经模糊感觉到了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基本规律：制造业的接力棒先由欧美传到日本，再由日本传到台湾、香港、东南亚，现在正向中国大陆传递。中国的历史性机遇就是传统制造产业，但是具体从事什么产业，当时他的思路并不清晰。 　　德隆依然在从事房地产、农牧业公司和娱乐业，同时不忘转战于中国股市的一级市场、一级半市场。此时，德隆已经成为股市上有名的大户，唐万新也成 为操盘手心目中的“奇才”，但在新疆的实业界，德隆还排不上名号。据唐万里回忆，当时德隆申请加入工商联连个会董都当不上，每次开会的时候只有坐在边上， 听别人讲。 　　超级庄家 　　1996年开始，唐万新的股市博弈改变了方法，他开始通过购买法人股的办法控制上市公司，试图一箭双雕实现他的梦想：其一是继续在二级市场炒股获利，其二是真正成为控制一个实业公司的企业家。 　　这一年底的中国股市因为监管层对大机构监管力度的加大而风声鹤唳。10月，中国证监会连续发布了后来被称为“十二道金牌”的规定。12月，针对 10月前后沪深股市出现的暴涨行情，《人民日报》发表泼冷水的评论员文章，股市逃声一片。当时的大市是，如果不能控盘并通过大比例送股来拉升股价，做庄已 很难赚钱。 　　德隆开始买上市公司法人股，第一家是生产水泥的新疆屯河。1996年10月，德隆成为新疆屯河的第三大股东，次年成为第一大股东，唐万里出任副 董事长。这一举措不仅能使德隆切实掌控一个水泥企业，还能使其控制两家金融机构：新疆金融租赁公司和金新信托，以为德隆的融资打开方便之门。 　　1997年4月，德隆通过新疆金融租赁公司发行了期限3年的1亿元特种金融债券。随后使用这笔钱再加上自有资金，分别在6月和11月，以7000万元和4665万元，收购了两家上市公司沈阳合金和湘火炬，后来被业内称为“老三股”的这三家公司开始成为德隆的印钞机。 　　知情人士表示，德隆收购老三股股权以及关联交易付出的成本约为4到5亿元。因此，1997年德隆资金第一次在股市上吃紧，维持老三股股价的资金 不足，德隆上下员工差点自掏腰包买入股票。唐万新当然不愿让这些股票下挫：一方面是为了未来在二级市场获利，同时也为德隆即将利用老三股开始的产业整合树 立良好的形象。 　　1997年5月，唐万新领导德隆诸多来自新疆的高层，在北京位于颐和园和圆明园中间的达园宾馆里，召开了一次被称为“德隆10年发展历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正如此前被媒体广泛引述的那样，此会确定了从“做企业”转向“做产业”的整合传统产业的战略方向。 　　所谓做产业，唐万新的表达是“份额投资”。与其它企业在境内外建厂做起，一点一点打品牌、抢市场的滚动发展方法不同，德隆的宏大思路是：先控制 上市公司；然后通过注入优质资产调整产品结构，使上市公司的主业发生变化；进而通过国内外并购、托管、委托加工等形式，对上市公司所处产业进行整合，优化 产业结构；最后，通过对销售网络和销售渠道的整合，扩大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形成规模化和垄断性经营。 　　此举是对当时中国政府政策背景的消化。1995年，国家提出对“长线”产品限产压库促销，对低劣落后产品坚决淘汰，由此解决产业中的结构性问 题。1996年，国家提出鼓励企业间的专业化协作，通过联合、合并和兼并的方式扩大经营规模。唐万新认为，这种产业整合的战略可以更快捷地树立企业的市场 优势，事半功倍地强化其核心竞争力。 　　在产业整合旗帜下，1997年特别是1998年，新疆屯河、沈阳合金和湘火炬的净利润率都有较大提高：新疆屯河的净利润率从1997年的27.64%上升到1998年的38.36%，沈阳合金从23.18%上升到29.2%，湘火炬A则从18.62%到25.3%。 　　这些股票获得题材，价格开始飞升。通过控制流通股和大比例配送，德隆旗下这三驾马车创造了中国股市中最为离奇的涨势。2000年，中国股市大 涨，上证指数甚至达到2000点以上，但德隆并没有将老三股套现，而是继续持有。唐万新相信，处于黄金时代的中国股市将看涨10年，股指可以往上看到2万 点。 　　唐万新熟读经济史和商业人物专记，热衷研究产业发展和证券法规，对自己的判断充满信心。尽管其他高层有时也会对德隆的走向感到不安，但这种念头很快就会被声音低幽、意志坚定的唐万新的劝说打消。 　　但绳索在德隆的脖子上越套越紧。到2001年年底，通过长期的运作，德隆老三股的股价上涨幅度全部超过1000%，其中沈阳合金涨幅更是超过 1500%。关于德隆托市的成本，据说每年高达8亿元。德隆一位不愿具名的高层则表示，托市资金至少也要占到德隆全部融资的一半以上。它绝大部分来自负 债，股票一旦崩盘，德隆将遇灭顶之灾。 　　这种接近于自残的非常规之举使德隆赢得了“中国第一庄”的名声。 　　赌注 　　支撑唐万新的爆棚信心的，一定程度上便是德隆的国际产业整合大梦。 　　1998年，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改制成为新疆德隆(集团)公司，没有真正实业经验的唐万新，便以100多年前的J.P.摩根为偶像，开始了德隆产业整合大业。他的目标是介入5至6个产业，而整合一个产业需要50到100亿元。 　　唐万新认为实现他的理想只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资本，这在中国只需凭借上市公司即可轻松实现；管理，选择最好的企业和企业家，用他的模式去管理； 文化，尊重任何一个企业家，缔造企业家俱乐部文化。在他看来，在一个能筹到钱、又有很大的市场、对手还不强的环境中，如果再不进行一场大手笔的整合，“简 直对不起这个时代。” 　　于是，刚刚收购的老三股被德隆迅速拿来作为整合传统产业的平台，由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合金以电动工具为支柱产业，启动以 “星特浩”为核心的系列并购；湘火炬则是汽配产业，瞄准了美国MAT公司；而新疆屯河则将初步整合的水泥产业转换成“红色”产业，开始收购番茄厂以及美国 和意大利的番茄经销商。 　　其时，偌大的德隆没有一个真正运转的总部，管理的底子很薄。1997年被唐万新在美国遇到并在次年加入德隆并成为核心之一的投资管理人士邵治给了唐万新决定性的建议：“做什么都要与Top　level(最高水准)合作，不要吝啬动辄上百万美元的费用。” 　　1999年上半年，德隆开始推行罗兰贝格为其设计的公司战略和管理框架方案。此后，世界著名的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帮助德隆建立了内部财务控制系统。 　　2000年7月，由37个自然人组成、注册资本5亿元人民币的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这意味着德隆将总部从新疆一隅迁至上海。从此，德隆声称其目标是成为依托资本市场整合中国传统产业的“国际化战略投资公司”。 　　在新的战略构架下，德隆所有的子公司被划分为战略投资单位(SBU)和非战略投资单位(非SBU)两种。后者也被清晰地细分为4种：第一种是为 战略投资单位寻求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孵化器型”；第二种是其本身就有可能培育成上市公司的“中试基地型”；第三种是生命周期较短但现金流较好的“财 务型”；第四种是从那些没有优势的产业中推出的“退出型”。 　　这期间，德隆一度拥有158人的庞大研究队伍，长期对不同行业跟踪，并特地专门选了60个值得跟踪的产业长期投资。短短几年间，德隆完成了数起 并购。它通常的做法是不对被收购企业管理层进行大换班，而是渴望大家肝胆相照地把它做大，不能控制的就扔掉，这就是唐万新追求的企业家俱乐部文化。 　　2003年10月德隆忍痛放弃汇源果汁，实际起因于汇源总经理朱新礼不愿意为德隆的红色产业提供汇源果汁的渠道，如此汇源对德隆失去了战略意义。要么换掉朱新礼，要么德隆撤退，唐万新最后决定还是退出。在他看来，如果换朱新礼，外界就会认为德隆的手法变了。 　　除了产业整合的思路，唐万新的另一个理念就是终端投资理念，也就是控制零售体系。按照计划，德隆将建立包括城市超市、农资超市和机电销售系统的 三大零售平台。唐万新的理念是市场份额最终要通过零售终端来实现，所以要进行零售体系的建设。他的本意是，先通过整合产业做出影响，然后吸引海外的专业投 资者把产业买过去，由此置换出钱德隆再去抢购零售企业。 　　2002年4月，山东德农农资超市成立，一年之内，152家连锁店诞生。德隆希望能够5年内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建立一个庞大的农资分销网络，销售 总额达到180亿元，成为中国农村的沃尔玛。而在城市零售，2002年时德隆希望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收购五家左右，形成300亿元的销售额，第二年再形成将 近500亿元的销售额，第三年到1000亿元的销售额。但这时城市超市的价码已大涨，结果德隆购买一个成都的红旗超市就花了近六亿，而上海联华30个亿的 开价更是让德隆望而却步。德隆2002年后大力进入银行，从事金融产业，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用金融机构来支持它对整个零售系统的负债收购。 　　主持了德隆零售业的研究与收购的德隆国际董事局执行主席向宏对记者表示，如果德隆的这套体系能够迅速建成，现金流上去，德隆的危机将很可能在出现前即被化解。 　　通过进入零售业占用现金流真的能从根本上改变德隆的命运吗？不管怎么样，历史已不容假设。和君创业研究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肃2000年时已经 是唐万新的咨询顾问，他认可德隆产业运作的机制和战略论证的方法，但是他认为唐万新总体来讲太相信传统产业，而传统产业是过度竞争产业，唐忽视了原材料产 业和高技术产业出现暴利的机会。 　　但是唐万新认为原材料没有国际竞争力，靠劳动密集的制造业在中国才有竞争力，因此始终不愿意进入焦炭或者钢铁这种在李肃看来是机遇型的产业。 　　金融的稻草 　　德隆一直宣称，在老三股进行产业整合之后，销售额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在后期，这几家产业整合的龙头据称甚至都有了世界性的份额。德隆高层甚至将德隆的产业整合描绘成世界性的“德隆机遇”。 　　但是在2000年，德隆所整合老三股中，沈阳合金的净利润率从上年的22.91%锐减到5.69%，湘火炬则从10.3%锐减到5.57%。据 披露，德隆系上市公司旗下产业每年大约产生6亿元利润，这笔钱只够偿还银行贷款且略为紧张，如果加上德隆每年产生的巨额管理费用和民间拆借资金成本，德隆 的现金收支只能是入不敷出。 　　此时，老三股高度控盘的德隆能够长年牢牢守住股价，每年都能够给资金拆借方稳定回报，因此尽管资金链紧张，但唐万新并不担心融不到资金。这一 年，他开始主持对世界园林机械的第三大品牌的美国毛瑞(Murray)公司的收购，虽然收购直到2003年11月才被国家批准，但是它对沈阳合金电动产品 产业整合的巨大好处却不能视而不见。因此针对老三股股价与企业价值是否相符的问题，他曾经霸气十足地回答：“不仅是相符的问题，而且是被严重低估了。” 　　可惜，时间并不站在德隆这一边。到了2001年市场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沪市从2000点跌到了1300点，监管部门对德隆进行了一次摸底调 查，虽未有对外公布的结论，但是此后各地有关部门和机构开始把德隆当作“异类”看待。与此同时，德隆模式也开始成了媒体批评的对象。 　　向宏正是在这个当口加盟德隆的。他告诉记者，自己从文章中看到的不是德隆的敛财做庄，而是德隆致力于传统产业的价值再造，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产业整合的尝试，这符合自己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工厂的一贯主张。 　　唐万新最终安排向宏进入了德隆国际九人董事会，并任董事局执行主席。自加盟后，向宏一直希望德隆能引进国有大型企业和国际大型企业或者基金，重组产权结构，放大资源容纳能力，获得更大的制度空间，但未获实施。 　　而这时，德隆的产业并购的节奏，则如一个冲天的火箭越来越快。“德隆天天找上门来的投资机会，如果不算部门经理层面谈的，平均一个人一天谈一个项目不算多，你必须压抑新的投资冲动。”一位德隆的原高层说。 　　不幸的是，这个火箭迅速失控了。到德隆危机爆发时，唐万里透露德隆国际母公司下面有177个子公司、孙公司，涉足包括矿业、旅游、零售、汽车、农业、食品在内的数十个行业。 　　德隆从哪里来获取这些资金？ 　　德隆控制的上市公司本身并未能给其带来多少资金。老三股8年之间一共只获得了3次配股，共募集资金8.7亿元，自2000年8月湘火炬获准配股后，德隆控制的上市公司就再未有配股或增发的机会，它们基本丧失了融资的功能。 　　此后，德隆主要依靠的融资功能基本只剩下两种——银行贷款和金融企业委托理财。 　　德隆获得银行贷款的方式是这样的：先由上市公司贷出用于下一步并购所需的资金，并购完成后，再由下一级被并购企业向银行贷款，反过来由上市公司 担保。这些资金虽然不直接归属德隆使用，但是德隆通过层层绝对控股，对这些资金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德隆正式控股的上市公司一度有六家，除了老三股以外，还 有北京中燕、重庆实业和天山股份。根据上市公司公告，这些上市公司被德隆占用的资金总额超过40亿元。当然，德隆还将相当多的流通股进行质押以获得资金。 　　德隆还有一个最大的办法就是通过委托理财从民间或者机构获得巨额资金。入主老三股后，唐万新就精心设计将它们打造成控制许多金融机构的平台。最 早是新疆屯河控制了金新信托、新疆金融租赁公司，此后诸如伊斯兰信托、德恒证券、中富证券等信托公司和证券公司也都被德隆控制，利用这些金融企业委托理 财。德隆公开的数据是，它从中融到的资金总额高达217亿元之多。为了拿到这些融资，德隆长期开出18%年息甚至更高的回报率。 　　无论是银行贷款还是金融机构委托理财的资金，唐万新很清楚，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短期融资，用它们来收购实业，也就是短贷长投，非常危险。 　　在经历了2001年的苦痛之后，唐万新决定从老三股的二级市场撤离。2002年起，德隆上下就在齐心思考老三股软着陆的最佳途径。但是除了德隆高调宣传产业整合的理念之外，未能有任何实质性的让人接盘的成果。 　　直接进入银行是德隆的最新解决危机的方法。从2001年3月参股深发展起，德隆利用近几年城市商业银行增资扩股的机会，进入了昆明、南昌、株州 等地的城市商业银行。在德隆危机爆发前，其银行宏图还在不断发展，总计共有六七家城市商业银行与德隆有深入接触，德隆或者控股、或者参股。许多城市商业银 行的资产质量并不好，甚至可以说很差，但德隆并不挑剔。事实上，德隆以各种项目及关联公司之名，从城市商业银行套取资金。最大的一处是山东某城商行向德隆 的贷款竟达40亿元之巨。 　　德隆能够顺利进入银行与其特殊的公司组织安排有密切关系。整个德隆国际由37个自然人股东构成，下面再层层分出二级的以上市公司为平台的投资公 司和三级的实业公司。为了进入某些收购对象的方便或者从银行贷款作为担保的方便，德隆还有许多由37个自然人各自单独成立的影子公司来做策应。因此形成的 纷繁复杂的关系，令监管机构头痛不已。 　　因为进入银行的想法，2001年底唐万新萌生了从事金融产业的念头。他组建相应的班子，希望通过现有的银行、证券、信托、金融租赁、保险、期货 等齐备的金融业态构建所谓的“金融超市”，在分业环境下做混业，既用来满足不同客户的金融需求，并通过这些来安排其复杂的产业投资。去年，唐万新听说有机 会获得金融控股的试点资格时，曾经极度兴奋。 　　猎手末路 　　2003年10月之前，德隆中层管理人士还可以从德隆获得45万元的无息贷款，其中30万元用于个人买房，10万元用于购车。但是10月之后，这项政策突然取消，德隆中层管理人士的工资开始拖欠。 　　德隆终于痛下决心，2003年底股票开始有计划着陆。此前，德隆已经做了大量诸如将新疆屯河选进上证180指数的准备工作。此后，海外资金以QFII名义买入德隆系股票。但老三股仍持续阴跌。 　　2004年3月，有媒体报道德隆系资金链吃紧，将不再为旗下股票重金护盘，开始放盘出逃。股票价格跌幅加大。湘火炬与合金投资向有关部门上报吸 收合并方案以求最后一保，但未获批准。唐万里召集记者承认德隆系资金紧张。知情人士透露，紧张的主要原因是上方勒令山东某城商行立即收回贷给德隆的40亿 元巨资。非此，许多接受采访的人士表示，德隆二三年内将恢复元气。 　　4月13日，合金投资跌停，次日，新疆屯河和湘火炬也相继跌停。短短4个月内，三支股票就将过去5年的涨幅尽数抹去，流通市值从最高峰时的206.8亿元掉到2004年5月25日的50.06亿元，蒸发了156亿元之多。 　　事后，作为德隆的形象大使，唐万里将此次危机归结为媒体的不良报道。4月17日上午，德隆国际在上海源深路上的德隆大厦召集了全体干部会议，德隆董事会将危机归结为——投资节奏把握和组合欠佳，公司内部管理工作不完善以及内部和公众沟通不够。 　　德隆高层内部，则有人认为是唐万里对媒体不适当的讲话导致了德隆系最终崩盘：性情温和的唐万里不善沟通，没有鉴别力。 　　2002年12月唐万里取代唐万新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唐万新的谦虚和兄弟之间的团结，让一个不该扮演这个角色的人去扮演这个角色。”德隆的一位旧部说。在他看来，德隆甚至根本不应该把总部放到上海，由此丧失许多与政府沟通的机会。 　　德隆基层管理不力也被认为其危机的原因。一位德隆旧将痛心指出：“万新决策了，如果不是他亲自督阵，就操作不下去。不少经理人只顾利用公司做自己的事。” 　　作为德隆的最高掌权者，唐万新某种程度上也不复能正确看待自己。上海德隆大厦院中竖着四根年代久远的硅化木，它们是好事者从新疆运来送给喜欢考古的唐万新。硅化木原是一根，被截成4根以象征唐氏四兄弟在德隆的地位。 　　4月18日，唐万新前往北京与美国机电基金公司和JP摩根公司代表洽谈湘火炬的股权收购未果。在各地汹涌的逼债潮中，ST中燕被贱卖，湘火炬中的MAT公司被贱卖。 　　民生银行董文标决定注资80亿元挽救德隆。4月25日，唐万新等德隆高层飞抵北京准备召开新闻发布会，但是在首都机场的高速路上，他们得知此方案未获监管部门批准，黯然返回机场。 　　6月初，唐万新组建德隆重组委员会。“万新开始很有信心。我们自己开始挖窟窿，后来不挖了，一个是挖不清，另一个是挖出来的数字比较吓人。即使 挖出来，也就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资产牵涉到几个地方政府，谁都不想放弃，所以我们也不做了。”后来离开的一位重组委员会委员说。 　　6月7日，唐万新突然从人群中消失，直到7月18日晚上他搭乘外航班机来到北京。他那一段冲出丛林悄然出境的经历还没有被人提起，在密密的丛林里，不知他是否能够想起自己在新疆靠近哈萨克斯坦边境的坡地上狩猎的情景？ 　　唐万新在那里收购了一个军垦农场，坡地上是大片的玉米地。后半夜的时候野猪会来偷食玉米。开着军用吉普打野猪，据说是除了钓鱼外唐万新另一大娱乐。当心情特别好或特别坏的时候，他都有可能从人群中消失，偷偷来到这里。 　　知道这种狩猎法最大的风险吗？大灯照着前方五六米处，眼睛盯着远处的猎物，车越开越快，却看不清跟前的路—而下面随时就是危险的堑沟。

令日本人引以为傲的子弹火车，每日穿梭往来接载数百万名乘客，40年来从未发生出轨意外，但这个神话终于被新潟地震粉碎。日本交通部门官员事后连忙对这个先进的铁路系统安全再次进行全面评估，虽然这次列车出轨并未造成伤亡，但如果以载有150名乘客、时速200公里行驶的列车在高架桥上遇上地震的情况来说，不难想象灾难的严重程度。据称，这次出轨事件未酿成翻车意外，是因为出事的列车属旧款型号，速度较慢、车身较重，而新款列车重量比其轻30%，时速更高达300公里。这也就是说，如果是高速行进的新型列车遇到这次地震，造成的伤害将大得多。对于正在选择京沪高速铁路技术方案的中国来说，日本高速列车的出轨，无疑是个不能忽视的因素。

美国CNET公司15日宣布，以总额1600万美元收购了北京的两家网站中关村在线和蜂鸟网。

CNET是全球主要互联网内容提供商，为读者提供内容、娱乐和链接服务，在全球12个国家有业务机构，在中国也已有10年历史。中关村在线是北京电脑发烧友中有名的提供个人科技类产品信息、评测的网站；蜂鸟网则是位居前列的在线数码摄影爱好者社区，拥有对数码相机的评测、图像数据库和有关数码摄影的论坛。

CNET董事长兼CEOShelbyBonnie表示，“收购扩大了我们在中国的业务范围，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市场驱动力和难得的机会。”

    ●在信息、网络时代，大众传媒已经与大众生活须臾不可分。大众对传媒的认识，对传媒的选择与接触，对传媒传播内容的甄别与判断，对传媒的使用与运作，就直接关乎人们社会生活的质量，尤其是关乎青少年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

    ●传媒素养教育，就是指导人们正确理解、积极享用大众传媒，培养人们对传媒信息的全面解读和批判的能力，以及运用传媒信息的能力。这种素养教育是不可或缺的

    ●从根本上说，我们的各界各级各阶层的领导者、管理者、公务员，以及传媒工作者本身应该首先具备足够的传媒素养。这有待于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会的不断完善

    

    新学年开学以来，上海交通大学开设了一门新课“传媒素养”。除了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外，首批七百多名电子工程、农学和其他理工科的学生自愿参加这门课程的学习。据说，这在全市乃至我国内地的高校中是一个破天荒。

   
眼下不仅对我们的大学生，对我国的公民而言，传媒素养也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上海交大媒体与设计学院的一群专家学者，有志于在这片处女地上拓荒开垦，辛勤耕
耘，他们不仅著书立说，而且积极实践，把传媒素养教育的种子播撒开去，以提升国人首先是在校学子们的传媒素养，将其成为每个人知识素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大众传媒已经与大众生活须臾不可分，信息传播犹如空气和水一般无处不在。因此，大众对传媒的认识，对传媒的态度，包括对传
媒的选择与接触，对传媒传播内容的甄别与判断，对传媒的使用与运作，就直接关乎人们社会生活的质量，尤其是关乎青少年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在他
们的成长过程中，对信息的把握与判别能力的养成有着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而传媒素养教育，就是指导人们正确理解、积极享用大众传媒，培养人们对传媒信息的全
面解读和批判的能力，以及运用传媒信息的能力，从而确立科学的传媒观，在丰富而复杂的传媒资源中明晰前进目标，不断完善自我，参与社会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从这个意义上看，这种素养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对未成年人更是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新闻传媒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2100多种报纸、9000多种杂志，数以千计的广播频率、电视频道，每年数以万计新增的图书和电子出
版物，以及风起云涌、方兴未艾的互联网，构成了五光十色、多姿多彩的传媒世界，极大地丰富了国人的文化生活，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尤其是网络的异军突
起，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特别是传媒接触方式。据统计，截至2004年6月30日，我国上网用户总数为8700万，
居世界第二位。随着我国网民数量在全国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的持续增长，网络对大众的影响已经进入到了国民素质的层面。而且，网络传播的新样式不断推陈出
新，诸如在信息传播方面更新、更快、更敏锐的“博客”（英文blog，Weblog的简称的音译），再次显露和凸显了网络“双刃剑”的角色定位。

   
在形形色色传媒的重重包围之中，面对汹涌澎湃的信息浪潮，如何把握接触传媒和接收信息的主动权？这应该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素养。然而长期以来，这种素养
教育在我们的国民教育体系中是缺席的，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继续教育，都没有这方面的课程。对未成年人而言，由于世界观尚未形成，又缺乏社会经验，传媒素养
的缺失更是必然的了。一项调查显示，有71％的教师和家长发现孩子接触过网络上的“黑信息”，或进过“黑网吧”，81％的教师、家长和学生对“黑信息”的
拦截和抵御等网络安全方面的知识一无所知，95％以上的家长对孩子上网可能带来的危害抱有警惕心理。因此，青少年的网络受骗和网络犯罪现象已屡见不鲜，在
网络的虚幻世界里迷失自我、迷失方向者更数不胜数。

   
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传媒面向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有些法制意识淡薄、社会良知沦丧、职业道德低下的传媒人急功近利，以不择手段吸引受众眼球和营利为唯一
目的，肆意炮制虚假新闻、刊播不良信息，媚俗、低俗、庸俗、恶俗之风成灾，使得一些传媒发生“霉变”，毒化风气，贻害大众，而由于传媒素养教育的缺位，使
得这种毒害被进一步放大，对单纯无知、良莠不辨的未成年人造成的显性或隐性的伤害尤甚。

   
再从高科技加速进入社会生活的层面看，信息传播不可避免地由大众化趋于小众化，广播趋于窄播，单极趋于多元，单向趋于双向。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手机传播功能
的日渐完善，对传播与接收方式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力。有人说，手机是第五媒体，是超越万能的电脑和因特网的传媒，是人类一切传媒的集大成者。手机以及其
他日新月异的新型传媒，其功能之多，作用之大，影响之广，是传统媒体难以想象，难以企及的。由此可见，不仅传媒素养教育愈发显得必要和迫切，而且其领域也
日益广泛，内容也日益厚实了。

   
其实，世界上有的国家早在1930年代就开始将传媒素养教育纳入正式的国民教育体系，现在欧美国家比较普及、成熟，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我国的香港和
台湾地区也都开设传媒素养课程，甚至从小学起就有这门课。而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育，显然是滞后了。

   
当然，从根本上说，我们的各界各级各阶层的领导者、管理者、公务员，以及传媒工作者本身应该首先具备足够的传媒素养。这有待于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会的不
断完善。而上海交大的传媒素养课程的开设，无疑是领先了一步，值得赞许，值得借鉴。

    吕怡然

    （作者为上海《新闻记者》杂志主编）

    ■潘志兴

    数天前，冯小刚为他的贺岁新作《天下无贼》在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接受众多记者的采访时，原本春风得意的他却一下子发怒了：当北京某娱乐周刊记者自报家门之后，冯小刚当场脸色大变，强烈指责该周刊“无耻”、“没有道德”。原来，该周刊曾将一些明星的家庭住址做成专题刊发，还特意配上了地图标明具体的位置，结果，冯小刚的家门口从此就多了一个一直蹲守着的“神经病”，给冯小刚及其家人的正常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和麻烦。面对这位记者，气愤至极的冯小刚坚决表示永远不接受这家媒体的采访。

    冯小刚的遭遇的确令人同情，公众人物确实并不那么好当。不过这样的事情即使是发生在普通人身上，恐怕也是谁都难以接受的。那家周刊的做法，是否触犯了现有的法律，我不敢枉下定论，但毫无疑问，它“突破”了作为媒体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媒体拥有话语权，所有的报道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产生相应的社会影响，这是媒体的优势。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优势，就更需要媒体有道德良知的自我约束和社会责任。这应该是媒体报道的最基本的底线。然而现在某些媒体的报道，却在屡屡突破“底线”，这一现象在娱乐报道中尤为严重。对于明星创作之外的健康的日常生活和兴趣爱好作一些适度的报道，当然未尝不可，但如何报道就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媒体的趣味和社会道德价值取向的问题。现在的一些娱乐报道，对创作本身兴趣不大，津津乐道的是“激情戏”、“擦出火花”和个人隐私，就像鲁迅先生说的，眼睛只盯着“脐下三寸”。一些原先只是在海外媒体中才有的“狗仔新闻”、“八卦新闻”，现在在国内的某些媒体中，占据了大量的篇幅甚至是主要篇幅，更有“青出于蓝胜于蓝”之势。他们这样做的理由似乎很充分——读者喜欢看。事实果真这样？曾有一家电视媒体对这一事件作了一个即时调查，在参与的1200多人中，有1000多人认为是“小报太无聊”。可见读者和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比某些媒体更有道德和良知。近几年来，从事影视娱乐报道的记者形象不佳，很大的原因就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这对那些严肃认真工作的影视娱乐记者和媒体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对于那些媒体，我们不妨像冯小刚那样，理直气壮地对他们说“不”。
    
 

    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奥威尔：一是“圣徒”，指这个人；一是“先知”，因为他写了《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后一方面，读过那两本书才能明白；前一方面，则是这部《奥威尔传》（［美］杰弗里·迈耶斯著，孙仲旭译，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所描述的。

    奥威尔成为圣徒，也许只是成为“先知”的代价而已——他弃绝一些东西，或者说，坚持一些东西，从而获得另外一些东西：“从本质上说，奥威尔的一生由一系列不合情理，有时危及生命的决定所组成。他加入缅甸警察而不是上大学；在巴黎洗盘子和在英国流浪，而不是干好一份职业；在沃灵顿村种菜和开一间小铺子，而不是鼓励爱琳完成学位。他刚结婚就去了西班牙，与无望取胜的无政府主义者并肩作战，并鼓励爱琳在战时去巴塞罗那，从而让她也遇到生命危险。他在德军空袭期间搬到伦敦住，而所有别的人都在争取离开；在病得很重时自寻绝路地在朱拉岛居住。所有这些冒险之举，都出自其内心需求，即抛开过上幸福日子的机会。但他选择的生活为其艺术提供了严肃的素材。”这足以解释奥威尔如何写出先前几种著作，如《巴黎伦敦落魄记》、《通往威冈码头之路》和《向加泰罗西亚致敬》等；但是尚且不能据此推论，他将成为《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的作者。其间另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大概从生平层面入手，无法说明这一问题，需得另辟蹊径才行。

    称奥威尔为先知，为圣徒，都有可能受到质疑：前者太过玄虚，后者未免简单。《奥威尔传》好就好在并不简单；换句话说，写出了奥威尔之为圣徒，而不是将其圣徒化。说来“圣徒”只是对人的看法之一，而看法可以不止一种。另外换个角度，譬如视之为一段生平历程，并非业已完成、载入史册的形象，结论或许就不一样。作者说：“奥威尔从来未能——也许从未想过——解决他难以捉摸的性格中的矛盾之处：伊顿毕业的无产者，反殖民主义的警察，中产阶级流浪汉，保守派无政府主义者，批评左派的左派，作风严谨的私通者，和气的独断专行者。”就内容而言，与前引“从本质上说”云云并无根本区别，说法却有所不同。

    如果再进一步，把他当成需要与之打交道的一个人，感觉或许又不一样。譬如：“约翰·莫里斯是少数几个不喜欢奥威尔的人，不觉得他有友善的一面。

    莫里斯说他的眼睛结合了‘仁慈和狂热’，他强调了奥威尔身上被其瘦削身形强化的圣徒的、牺牲性的一面，那将成为奥威尔传奇的重要部分：‘奥威尔总让我想起沙特尔大教堂正面那些人像：他又高又瘦的身材有种受苦的哥特式特点。他经常笑，但不笑时，他那有皱纹的脸庞让人想起一个石头所刻、风化得很厉害的中世纪圣徒那颜色灰白的苦行形象。’”凡此种种，正是此书作为一部传记，丰富结实之处。不仅展现了奥威尔的各个侧面，还在不同距离上予以展现。然而上述三段话中，似乎又以莫里斯一番描述，最接近于我们心目中那位《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的作者。圣徒使人钦佩，而先知令人敬畏。

    也许生平线索之外，还有一条思想线索；它基于前者，却是独立存在。书末所附奥威尔《我为何写作》一文，对此有所揭示：“西班牙内战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发生的事件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一九三六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这里明确了一个时间点：奥威尔乃是由此起步，至《一九八四》问世，遂告完成。

    《一九八四》出版之后，奥威尔在给联合汽车公司工人F·A·亨生的信中说：“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我还相信，极权主义思想已经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试图从这些极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这就是奥威尔何以写出《一九八四》的原因所在。当别人仅仅注意到某种现象，抑或视而不见，甚至故意回护时，奥威尔把握住了最本质的东西。他所反对的对象永远不会背离自己这一逻辑，只能据此继续发展；而他不仅将其去向看在眼里，还对所要到达之处了如指掌。

    奥威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回避那个其实我们谁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他必须对这个世界负责，必须把所看到的和所想到的一切及时地讲出来。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如《奥威尔传》所述，奥威尔显然有意活成圣徒，其实他更立志成为先知。“创作《一九八四》实际上要了奥威尔的命，”假若不写《一九八四》，奥威尔死不瞑目。

文汇报    ■止庵

    内容提要：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而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又以健全的产权制度为前提。本文结合报业集团大众传媒的特性首先探讨了如何在报业集团中建立较为完善的产权结构，进而分析了在此基础上如何构建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关键词：报业集团 现代产权制度 法人治理结构 大众媒介属性

一、 引言

    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指出，中国的改革政策不外乎是为落伍的国有企业创立一条以市场为主导的出路，及维持一个有能力吸纳下岗工人的良好增长态势。

    罗奇的话非常中肯，但他可能忽视了一点，在中国，国有资产构成分为国有企业所经营的资产(企业经营性资产)、国有行政事业单位行使特定职能所需而授予其使用的资产(行政事业性资产)和依据宪法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资源性资产)三大种类，前两种国有资产的比例大约为2：1，因此，行政事业性资产的出路同样是中国改革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新闻出版业集团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新闻出版总署•2002年6月17日•新出办〔2002〕714号），报业集团属事业性质，因此，报业集团的所有资产属于行政事业性资产。

  国资委成立以后，国有资产管理改革进展加快，但国资委的工作重点在企业经营性资产，出台的一系列法规也都是针对国有企业。我国报业目前普遍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模式已经阻碍了报业国有资产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中金许小年认为，有了良好的治理结构，管理的改善风险的控制都只是技术问题。构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是报业集团改革的核心任务。

   二、报业集团的产权改革
 
   产权是人与人之间由于稀缺物品的存在而引起的、与其使用相关的关系。（平乔维奇，1990）在当代产权理论中，产权通常指的是与财产权相关的“一束权利”，或者说是在财产归属基础上引伸出来的一个权利空间，并且经常与“激励机制、监督费用、排他性收益权、风险、机会主义倾向、组织成本和资产专用性”等概念相联（周其仁，1994），产权界定不清，所有者缺位，必然会使交易费用升高，从而降低资源使用效率。因此，报业集团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的构建以来与明晰的产权结构的确立。
  
1、 我国报业集团目前的产权结构及其存在的问题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
“诺思悖论”（诺思，1981）认为国家具有双重目标，一方面国家通过向不同的势力集团提供不同的产权，获取租金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还试图降低交易费用以推动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从而获取国家税收的增加。国家的这两个目标经常是冲突的。另外，由于存在着投票的悖论、理性的无知，加之政治市场的竞争不充分和交易的对象难以考核等因素，政治市场的交易费用更为高昂。结果，政府作用的后果往往是经济增长的停滞。这对事业单位性质的报业集团进行企业化经营有警示作用，因为报业集团在事业单位的定位之下进行企业化经营无疑要求其自身便要内在的具有双重目标。

  我国的报业集团既然是事业单位，资产当然归国家所有，但产权界定却非常模糊。首先，理论上讲，国资委是报业集团资产的直接监督管理机构，并有权进行资产经营授权，但事实上，国资委对报业集团的管理却相当薄弱，这不但表现为相关制度法规的不完善，还表现为实际控制手段的缺乏。其次，中宣部是党的机构，在产权上与报业集团没有联系，但在现实中却握有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命权。最后，新闻出版总署作为报业集团的政府管理机构，对报业集团的具体经营管理也有很大发言权。总之，报业集团是在以上三方权力的相互作用下生存发展的。
   
报业集团的产权残缺造成了目前报业管理中的政企不分，破坏了该行业中资源的优化配置机制，同时，也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倡导的政企分开、政资分开背道而驰。
 
2、 报业集团现代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

（1）应改变目前对报业集团事业单位性质的定位。把报业集团定位为事业单位是因为报业集团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提企业化管理是因为报业集团应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

格林斯潘认为“GDP越来越概念化”，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并在GDP总额中占据重要地位正是促成这一概念化的重要因素。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在GDP总额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的行业，其性质却被规定为事业单位。

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事业单位应该是以社会公益为目的的社会服务组织。报业集团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一方面是因为报纸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在现代社会具有巨大威力，一旦失去控制，容易危害社会稳定。另一方面，还因为报纸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具有舆论宣传的功能。但通过以下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基于报纸作为大众传媒的特殊性，事业单位的定位并不必然使报业集团能够做到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从某种角度来看，社会效益可以解释为经济活动的正外部性，报纸无疑是具有较强外部性的产品，因为报纸内容质量的高低，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对它所存在的整个社会环境都有巨大的影响。要做到社会效益最大化，就是指保持报纸的正外部性，避免负外部性。而根据科斯定理，产权的清晰界定是确保外部性问题妥善解决的关键，事业单位与纯粹的企业相比，产权清晰化相对要差。从这一点上来说，产权清晰与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是相一致的，有利于对报纸进行有效监督，提高报纸社会责任感。

    萨缪尔森认为正外部性的极端情况是公共品（public goods）,由于私人提供公共品普遍不足，政府必须介入以鼓励公共品生产。报纸的公共品属性是否必然要求政府介入，因此报业集团必须采取事业单位的形式？在这里我们也不妨引用一下灯塔的例子，因为灯塔作为公共品的例子在经济学上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分析。

在论述报业性质定位时，我们有两层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报纸是否公共品。张五常在《灯塔的故事》中提出公共品判断的两个标准：一是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征收使用费非常困难，这对报纸显然是不适用的，如果我们把广告也看作是一种使用费的话。二是服务的边际费用为零，而对整个社会来说，边际收益则是正的。这一点对报纸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适用的，因为报纸的采编成本（类似于格林斯潘的概念化）相对于物质成本来说占较大比例，纸张成本和运送费用如果忽略不计，服务的边际费用应为零。斯蒂格利茨把这两点概括为，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报纸不具有非排他性的特点，非竞争性的特点亦不明显，由此看来，报纸在只可以勉强算作公共品。

我们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报纸即使作为一种公共品，是否由公益性质的事业单位来提供以取得较高的效率。科斯在《经济学中的灯塔》一文在详细考察英国等他制度的基础上对萨缪尔森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灯塔不应用“普通税”建造，在英国历史上从来都是私人建造灯塔而且并未妨碍效率。他的结论是，经济学家们不应该把灯塔作为只能由政府提供服务的例子。报业集团的事业单位性质定位显然是要求用“普通税”或者政府特许权的形式来为报纸负担成本，这与灯塔的例子颇为相像。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仅从效率角度来看，报纸应由企业提供。

正是因为事业单位的性质模糊了报业集团的产权界限，造成宣传工作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不良作风，减弱了舆论导向的力度。随着中国日益在经济文化各方面融入国际社会，如果媒体对此不作出反应，那么它将很难继续保持对这个社会的影响。 从大众传媒信息传播功能角度看，则容易造成中规中距的信息内容结构，不利于受众获得关于整个社会的真实画面的认知。总之，事业单位的性质所导致的产权不清严重的影响了报业集团正外部性的发挥。

    （2）仅仅把单位性质改为企业还不够，还需要产权的进一步明晰。明晰产权不是搞私有化。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是明晰产权、提高效率的一条途径。报业集团的成立为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提供了准备。
   
    所谓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是指集团内非母公司投资而是通过行政划拨、委托经营、统一承包等方式，由母公司承担责任的子公司，通过“授权”确定这类子公司内相应国有资本的出资人为母公司。（赵增耀，2002）授权经营公司是由政府独资组建，对所属子公司国有资产行使所有权同时承担相应责任，以持股运作的方式从事国有资本营运的特殊企业法人，它完全不具备行政管理职能，所有权力的行使都是建立在出资人基础上的。在政府授权的范围内，国资管理机构以及其他政府机构无权干预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

    报业集团的成立为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明晰报业集团下属单位国有资本所有权提供了契机。由此可以提出如下国有资产运营模式：
     
    政府部门（国资委）——国有控股公司（报业集团）——企业（报社）     
   
    国有控股公司（报业集团）的成立一方面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建立了一道隔离带，可以起到减少行政指令，实现政企分开的作用，企业经营自主权得到保证，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国有控股公司行使所有者权利，明晰了报社产权，避免了所有者缺位。国有控股公司应该是纯粹的控股公司，自己不从事其他任何方面的生产经营活动或业务往来，其设立目的是为了掌握子公司、关联公司的股权，通过资本运作来对子公司进行控制。

    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现代产权制度的内涵应包括：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所以国有控股公司性质的报业集团的成立并不必然意味着现代产权制度的确立。报业集团内部权力与责任的明确界定和外部规范的法律环境、自由的产权市场都是现代产权制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对产权转让的限制，对“用脚投票”的禁止造成了产权的稀释，所以完整的产权包括自由交易的权利。报业集团应该拥有转让下属子公司股份的权利，只有通过资源的顺利流动，才能真正实现优化配置。
 
    （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为明晰产权，实现政企、政资分离提供了政策依据。管办分离使报刊与党政部门在人员、财务、发行上分开，报刊必须走市场化之路才能生存。合格的报刊社可以作为主办单位，报业集团可以作为主管单位，对报业集团定位进行的进一步改革，必然会使报社运行中受到的行政干预减少。

    三层结构的国有资产运营模式的建立明晰了产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提供了必要条件，报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从根本上说是法人治理结构作用的结果，下面我们探讨在上述产权结构的基础上如何构建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三、报业集团有效法人治理结构的构建

    如果说产权制度决定了谁控制企业，那么法人治理结构则规定了如何控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是股东、董事会、经理层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围绕法人财产权展开的一种制度安排，目的是解决委托者与受托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根据委托——代理理论，代理者与委托者的利益目标不同，而且由于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加之存在代理期限，因而代理者经常牺牲委托者的利益而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最终导致企业代理成本过高。有效法人治理机制正是要降低代理成本，促成效益最大化。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主要表现在：（1）在职消费；（2）短期行为；（3）过度投资和规模扩张；（4）工资、奖金等收入增长过快，侵蚀所有者权益。这几种代理成本同样体现在报业集团中。

明晰的产权结构下构建的法人治理结构能有效降低代理成本，这主要通过股票价格约束机制和恶意收购机制起作用。这在上市公司中体现更为明显，所以对于报业上市，最终目的不应局限于筹集资金，而是促进相关机制如信息批漏制度的建立健全。董事会挑选的经理层经营管理水平的高低可以通过社会评价直接体现在股价波动上，这有效的降低了监管成本，同时，因为恶意收购的存在，使任何经营管理水平偏低的企业都面临收购危险，充分发挥了鲶鱼效应的作用，从董事会到经理层都处在巨大市场压力之下。

那么，报业集团究竟应该构建什么样的法人治理结构呢？鉴于报业所具有的大众传媒特性，我们必须处理好如何在治理结构中融入对舆论的引导，党对媒体的领导这一问题。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实施细则》的通知（新出办〔2002〕591号）中提出了“四个不能变”：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不能变，党管媒体不能变，党管干部不能变，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变。同时，还提出：要确保党对新闻出版业的领导，确保国家对新闻出版业的宏观控制力。我们认为，“四个不能变”与“宏观控制力”说明了两个道理：一是应坚持党对新闻出版业的领导，二是党的领导应该宏观化，抓大放小，不应干预其日常经营活动。我们主要从以下三个层次来分析报业集团特殊法人治理结构的构建：

（1） 谁是股东？

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规范新闻出版业融资活动的实施意见》中规定，报业集团编辑出版业务，可在全国新闻出版系统内融资，经营业务可以项目合作的方式，吸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资金，但投资方不得介入编辑业务，所吸纳的资金严格限制在经批准的项目内使用。虽然当前或多或少的有许多不合规资金进入，但我们并不主张这种危险的尝试，我们认为，应该在规定许可范围之内寻求操作上的突破。

单一股东不利于企业的发展，私有资本不允许进入，但我们可以选择法人交叉持股的方式使报业集团股权多元化。由于当前混合所有制的普遍存在，对“国有单位”的定位越来越模糊，而且存在大量“红顶”企业，这说明业外资金进入报业集团经营业务存在较大可能性。编辑业务只能在“全国新闻出版系统”内融资有两层含义，第一，是全国范围，这样，虽然地方通过报业集团的组建基本实现了“大一统”，但可以吸收外地报业集团资金的进入，实现股权多元化。第二，对“新闻出版系统”并无明确定义，这也为其他资金采用间接方式进入提供了契机。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报业集团完全可以通过合适的资本运作，广泛筹集资金，实现股权的多元化，为公司治理打下良好的基础。但地方利益可能会对股权多元化的实现产生强大阻力，我们可以通过对董事会的合理设置来减缓这一阻力。

（2） 董事会如何产生？

    董事会作为公司最高决策机构，是公司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连接的关键，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代表股东对公司实施管理，拥有法人财产权及由此衍生的广泛的权力，主要包括：公司战略管理、任免考核高级经理层等。因此，报业集团的董事会如何产生就显得非常重要。保持“四个不能变”和“宏观控制力”
主要体现在这一环节。

    可以通过对报业集团董事会人员的组成来体现党和政府的“宏观控制力”，一是从人数上作规定，比如规定董事会成员中应该有四分之一来自政府管理部门，二是从权力分配上作规定，董事会内部设立拥有特别权利的委员会如战略委员会，该委员会主席由党或政府委派。

    独立董事的设置可以有效的防止报业集团出现“内部人控制”。 美国公司法要求，独立董事必须超过半数。报业作为具有一定公益性质的产业，更需要聘用更多的、代表广泛利害相关者的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可以从专家、利益相关团体如读者代表中选择。独立董事一经聘任，对集团的战略决策等重大问题所拥有的权力便于内部董事相同。

（3） 经理层如何聘用？

报业集团的经理层与普通企业有所不同，总编辑和总经理共同位于经理层中心。鉴于总编辑对报纸内容负责，政府管理部门对总编辑的聘任应设置一些准入限制，比如履历、个人信用背景等，但不宜直接任免，至少应部分引入市场机制，比如通过公开招聘选拔。对总经理的聘任则应完全按照董事会的意见，政府管理部门不应进行干预。

参考书目：
平乔维奇：产权经济学
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学分析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
赵增耀：企业集团治理
国研网
《财经》杂志
中国管理传播网
21世纪经济报道
经济学家网站
张五常 ：灯塔的故事
科斯：经济学中的灯塔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
 
    作者：尹市场，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转载请注明

　　主笔 宁南

　　“下个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这是10年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主任林毅夫在中心成立之初的一句豪言。当所有的人把它当作一句祝词时，林和易纲、海闻3位初
创元老却把它当作CCER奋斗目标，开始了迄今10年的实践。

　　这10年，作为“播火者”，CCER系统地将原汁原味的现代经济学带到了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中，将分析和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引入了中国经济学术界，大大改变了中国经济学学术和教育与现代经济学严重脱节、与中国经济现实脱节的被动局面。从大学普通教育到硕士、博士的培养，从中外合作的MBA项目到高级培训教育，受惠者不仅有学生、教育科研者，还包括企业高级管理层、政府官员。CCER“授人以渔”，使现代经济学在中国有了繁荣和壮大的肥沃土壤。

　　这10年，作为“开拓者”，CCER致力于中国经济转轨的研究，将“经世济用”的理想融入了对中国改革的关注。林毅夫“比较优势”理论不但弥补了发展经济学的缺憾，更扎实地解释和探索了中国发展道路和方向；周其仁运用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理论，为许多领域的改革进行了大量具体操作思路的设计；宋国青以精当准确的宏观经济分析，展现了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与中国现实国情的结合；易纲由于对中国货币、信贷和银行业的出色研究，学而入仕成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卢锋和姚洋对中国农村问题和粮食问题的研究，丰富了中国“三农”问题的改革思路……

　　这是一个不断聚集壮大的学术精英团体，和而不同，又各有专攻，从宏观到微观、从国际到国内，将研究阵地置于学术最前沿，构成了新世纪中国经济学家中最前卫的一组群像。

　　这10年，作为“桥梁”，CCER将中国的改革、中国的现代经济学研究介绍给了国际经济学界，同时将国际经济学同人及其思想介绍给中国。一来一往，让中国与世界走的越来越近，让国际主流经济学界越来越关注中国经济，关注中国改革引发的经济学思考。从1998年开始，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局长马丁·费尔丁斯坦领导下的NBER经济学家代表团与CCER已经联合举行了6届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年会。每一次年会，马丁·费尔丁斯坦都带领多位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来到中国，与国内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探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国经济改革。

　　不仅如此，10年来，CCER还经常邀请世界著名的学者、专家和政治领袖，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詹姆士·莫里斯、罗伯特·福格尔、阿马蒂亚·森、罗伯特·蒙代尔、詹姆斯·海克曼、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弗农·史密斯；前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和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盖尔·约翰逊、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罗伯特·唐森、前后两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德怀特·珀金斯和杰弗里·萨克斯、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美国商业部部长威廉·戴利，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雷诺托·鲁杰罗等前来讲学。通过这些世界著名的学者、专家和政治领袖的到来，中国经济改革和中国经济研究备受世界瞩目。

　　作为CCER开创者之一的易纲，回顾10年感慨万千，“我们当时想请中国在海外学成的学者，特别是优秀的教员和研究人员能够回到中国，在中国扎根，在中国进行教学、科研，并且进行中国改革的政策研究和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使得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使得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也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现在这几个目的都达到了，甚至远远超过我当初的预想。”

　　对于CCER来说，10年已长，但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来说，10年仍短。《商务周刊》在这里不仅仅记录的是CCER10年的成长，更展现的是这个主流经济学学术机构在独立、进取、自由的精神下，所坚持的社会良知和民族责任

　　道路篇

　　1994年

　　1994年8月17日，北京大学第347次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成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明确中心为实体机构。同时任命林毅夫为中心主任，易纲和海闻为中心副主任。

　　同月下旬，林毅夫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校工作，易纲、海闻、张维迎、张帆、余明德回国到中心工作。

　　9月，中心正式开展工作，当年为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开设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4门课程。

　　CCER元年

　　这一年林毅夫42岁，一年前他刚刚和吴敬琏同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这位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诺奖获得者舒尔茨的弟子，为了在中国建立一座像世界经济学“重镇”芝加哥大学经济系那样的学术机构，酝酿了多年。现在，终于和同岁的海闻、36岁的易纲、35岁的张维迎走到了一块，实现了愿望的第一步。

　　林毅夫把自己归入鸦片战争后的第6代知识分子：从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师夷人之长以制夷”，历经维新时期的康、梁、严复，到孙中山，到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到学习马克思革命理论的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向西方学习物质技术、政治制度、文化民主、革命理论的过程。

　　而今，他们这一代向西方学习只是一种研究方法。“西方的理论和经验在我的知识结构中不起决定性作用，而现在恰恰是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已在世界上创造了奇迹，我们要做的是研究它并且提升它为理论。”他回忆道，当初决定回国时，有人劝他，回去后不易看到文献了，对研究不利。林笑了，他说：“我从来就不是从文献出发的。”

　　虽然CCER一开始就被当作北大的学术“特区”，但校方只能提供简单的设施，6位“海龟”博士坐在简陋的北大老地学楼109号办公室，坚信这是一块“孵化”未来中国诺奖获得者的热土。媒体怀着兴奋的心情表达了对这个机构的厚望，但又用保留的态度关注林毅夫等人“开创中国经济学家世纪”的豪言。毕竟CCER还只是众多国内经济学术机构中一个不起眼的“新生儿”。

　　这一年6月，林毅夫和蔡妨、李周共同完成了以“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模型阐释中国改革的专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3个月内一销而空，成了学习中国经济改革的一本必读书，并且畅销10年。

　　“在北京大学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是希望把这个看到的前景（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变为现实。当然，达到这个目标要靠一两代人的努力。怎样才能把这个前景变为现实呢？重要的是要改变研究方法，目前国内经济学界最缺乏的是规范研究的传统，要把以往的从经济思想史入手的研究方法，变成以经济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把别人的东西记得再清楚还是别人的东西，真正要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要从生活中发现问题。我相信，只要我们按规范的方法，以中国的成败兴衰，尤其是建国40多年和改革这10多年的历史作为分析对象，扎扎实实地研究，我们一定会实现这个目标，下个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林毅夫

 　　1995年

　　这一年的3月10日，CCER正式成立大会在北大电教报告厅举行。1993年度诺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到会演讲。同时，CCER还举办了为期一周的“中国经济学前沿系列讲座”。

　　4月24日—26日，CCER与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和国际水稻研究所成功举办了“水稻中长期供给和需求的预测和政策意义”国际研讨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10多个国家的高层农业决策官员及专家学者70余人参加了会议。

　　5月3日，CCER首次举行理论与政策系列研讨会。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1999年诺奖获得者）作了题为“通货膨胀与中国经济增长”的讲座。

　　5月23日，时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的王一江在CCER双周论坛上作“集权政府为何要实行分权制？”的内部报告；9月6日，访问学者邓保罗作题为
“捷克私有化后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报告；11月15日，时任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张曙光主持“失业和通货膨胀——中国90年代的中国改革与宏观经济”的
讨论。

　　12月，留美学者周其仁、宋国青，留英学者卢锋回国到中心工作。

　　初露锋芒

　　1995年，宏观调控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虽然成功在望，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仍然让改革手足无措。显然，宏观手段已无法根治。中国经济学界开始把国有企业作为进一步改革的中心环节。

　　随即，媒体惊曝“北大发生一起‘交火’事件”。准确地讲，是在当年6月6日北大CCER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双周研讨会上，林毅夫和张维迎在国企改革核
心问题上发生了学术分歧。林的观点是国企改革应先滤清外部信息，而张认为下手处该明确由谁选择老板。这一事件经《经济学消息报》的报道，最后“放大”成了
整个经济学界的大讨论。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机缘竟让国企改革的理论研究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许多核心问题在理论层次得到了廓清。而北大CCER也因此走到了国企改革研究的最前沿。

　　事实上，这样的事件、这样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是种必然。张维迎在牛津大学求学时，师从于1996年诺奖获得者詹姆士·莫里斯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唐纳德
·哈耶，主攻产业组织，而林毅夫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学术功底和对中国国有企业生存环境的深刻认识，使他们的“交锋”产生了最具冲击力的思想火花，激发了中
国国企改革的理论突破。

　　这一场“内战”，让整个中国经济学界第一次领略了CCER这个新锐思想学术群体的威力。但最迷人之处是CCER内部独立、自由、进取的学术气氛。它使国内许多派系林立、学阀气足的机构颇多汗颜。

　　这一年，CCER的经济学家们在中国经济的各个研究领域频频出击。张维迎的专著《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出版，成了国内文献引证次数最多的经济学论
著；易纲的《中国的货币供求与通货膨胀》，利用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完整分析；周其仁把中国农村改革看做是围绕着产权重建展开的制度变迁和
制度创新，以一篇《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开始了他CCER的学术道路；还有海闻对国际贸易新理论的研究、张帆对规制理论的研究、余明德
对人力资本的研究……CCER开局华丽。

　　“北大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相信它今后还会起更大的作用，它10年的历史已经使得中国经济学从很落后的状态逐渐地赶上来了，出现了很多很不错的人才，我相信再往前走10年，我们有可能能够和世界经济学并驾齐驱了。”

　　——茅于轼

　　1996年

　　1996年2月1日，CCER与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联合在北大召开世界银行1996年度“世界发展报告”初稿讨论会。

　　4月19日，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布鲁诺应CCER邀请来北大演讲。

　　6月11日，CCER与台湾“中央研究员经济研究所”联合在北大召开“两岸经济发展经验与策略研讨会”。

　　7月，留美学者胡大源、赵耀辉、姚洋回国到CCER任教。

　　9月，CCER首批硕士和博士入学。

　　我是和家人在风雪中回到北大的。在中心工作的7年时间里，我目睹和参与了中心由一个小型教学机构演变为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重镇”的过程。植根于本
土，是中心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我个人对此的体会很深。初到中心工作时，我脑子里装的净是书本上的知识，并且不自觉地把它们套用到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解释上
去。随着对中国现实了解的加深，我的治学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以前的研究是到现实中寻找理论支持，现在我更多的是从现实中发现理论。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变革，这其中有无数好的经济学问题等待着经济学家去研究。中国经济学家当然要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但经济学毕竟不像自然科学
那样是无国界的，中国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有其独特性，需要独立自主的研究。而且，中国的伟大变革需要经济学家的参与，中国经济学的基础建设也需要许多人的热
情投入。中心在这方面做了扎扎实实的工作。

　　中心过去的10年是本土化的10年。展望未来10年，沿着植根于本土的思路走下去，中心一定会对中国的经济学建设以及中国社会的转型做出更大的贡献。

　　——姚洋

　　1997年

　　4月17日，1996年诺奖获得者詹姆士·莫里斯应CCER邀请来北大访问。

　　4月21日，世贸组织总干事鲁杰罗应中心邀请，在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陪同下来校作题为“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的演讲。

　　4月25日，CCER迁入修葺后的皇家园林——朗润园致福轩办公新址。

　　7月30日，芝加哥大学教授、2000年诺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来CCER演讲。

　　本年，周其仁完成“体制转型、结构变化和城市就业”报告；卢锋就自己的研究《我国粮食贸易的政策与粮食禁运风险分析》作了内部报告；易纲受一家外企委
托研究中国汇率走势，在没有任何内部信息的条件下得出人民币3年内不贬值的结论，并在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经受了考验。由此奠定了他在金融领域
的影响，经同意，以《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及走势分析》公开发表。

　　12月，留美学者陈平、汪丁丁来CCER工作。

　　“中国有句老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建立，是海外学子又一次推进中国教育和科学现代化的尝试。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两
位曾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的易纲和海闻将我打动的。我也认同林毅夫建立中国经济学规范、培养诺贝尔奖级研究人才的目标。10年间，中心同仁的艰苦奋斗，
北大学生是最好的见证。但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能否实现当年的初衷，我们这一代学子的报国之梦能否比我们的前辈走得更远，不仅取决于大家的苦干，更取决于
对中国与世界的未来有无远见与胆识。

　　我个人这几十年的观察，中国的经济转型与西方的结构调整，其历史发展对经济学现有理论体系的挑战，不亚于当年英国工业革命对经典政治经济学的挑战；复
杂科学对分析科学的挑战，不亚于上世纪初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对牛顿力学的挑战。要理解当代急剧变化的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以牛顿时代均衡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
经济学日益捉襟见肘。我们新一代的经济学家，是满足于做现有经济学的传道授业解惑者，还是新经济学的探索和开拓者，将会决定中国经济学家在世界的学术地
位。”

　　——陈平

　　1998年

　　3月11日，北大国际MBA项目正式启动，CCER与美国国际教育联盟亚洲部联合培养国际工商管理硕士。

　　6月21日，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举行首届中国经济年会，主题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并决定每年夏季举办一次。

　　7月20日，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诺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里茨教授应邀在CCER讲演。

　　7月5日，海闻应邀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就中国经济改革、乡镇企业发展等问题作学术报告；7月22日，林毅夫赴菲律宾参加“亚洲发展银行
顾问委员会”理事会会议；10月5日，林毅夫应邀到美国华盛顿参加世界银行年会，并在会上就政策研究机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作报告；11月27日，易
纲、周其仁、赵耀辉参加中国社科院与福特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走向21世纪公共政策选择”国际研讨会；11月29日，林毅夫赴罗马参加国际议会联盟主办的
粮食安全国际会议，并作题为“如何达到粮食安全：中国的经验”的主题报告。

　　这一年，海闻和周其仁分别被聘为“英之杰”和“悟宿”讲座教授。

　　丰硕的一年

　　1998年的CCER令人眼花缭乱。3岁的CCER已经硕果累累，研究成果在国内外经济学界和政策研究部门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中心人员以自身能力优
势，成功地向政府部门和国际机构承揽了一系列重大项目，包括世界银行通过中国财政部实施的大型调研项目“中国粮食市场与流通”、国家经贸委的“国企经营机
制转换”、劳动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民银行的“金融发展规划”、亚洲基金会的“国际贸易政策研究”和联合国开发总署“经济改革的社会效果”等等。

　　特别是林毅夫和宋国青主持的粮食市场与流通项目，对我国通货膨胀、农民储粮行为、粮价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的独到解释引起了学术界和中
央财经领导小组的高度重视；周其仁主持的对山西引黄水利工程项目评估，得到了世界银行和山西省政府的高度评价，并在山西省争取世界银行4亿美元项目贷款上
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一年的热点是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安然度过并不证明中国经济无恙。在宏观调控任务基本完成的同时，宋国青的一篇文章《宏观经济提防通货紧缩》，判断中
国已经出现通货紧缩，提醒央行调整货币政策，避免通货紧缩的进一步恶化，由此打下了他中国经济增长预测研究的“中国一号”名望。

　　这一年CCER的热点人物要算周其仁。周其仁的一篇《三网复合、数网竞争》，扩大了当年关于电讯产业的大论争，周利用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理论全面分析了
中国电信产业的政策环境和改革方向，使一场学术讨论最终竟然影响电信改革的决策。这位农村问题专家也由此变成了电信专家。

　　这一年，北大国际MBA诞生。

　　中国的MBA出现一个大的误区是很多人把MBA当做摇钱树，美国、欧洲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这样的项目维持不下去，通过市场竞争一定会被淘汰。为什
么？如果赢利目标很重，从老师到学生的整个教学过程会走进误区，教出的学生未必能达到你所期望的价值。MBA赢来的不是钱，而是通过办教育，为其项目赢得
声誉。把教育当做摇钱树，不但误了自己，也误了他人，实际上你收了钱，但是你没有想怎么为这个人提供最大的价值。这种现象一定要改变。

　　——北大国际MBA美方院长杨壮

　　1999年

　　1月27日，林毅夫参加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作“亚洲金融危机和中国的经济”报告。

　　3月，梁能、金甫春、平新乔来CCER工作。

　　3月11日，卢锋到菲律宾参加“APEC农业和食物战略国际研讨会”并发表演讲。4月8日，宋国青、林毅夫和卢锋到国家计委参加“十五”计划前期研究报告会并承担课题。

　　6月25日，诺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福格尔应邀为CCER学生作题为“20世纪美国经济的变迁极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的讲座；6月27
日，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联合举办第二届指甲花经济年会及社会保障制度研讨会；7月18日，“宏观政策调整与坚持市场取向”研讨会在北大正大国际
中心举行。

　　10月7日，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到CCER访问；11月3日，CCER与天则研究所、湘财证券联合举办“农村发展和启动内需研讨会”；11月4日，CCER联合香港科技大学商业管理学院、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国家经贸委举办“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研讨会”。

　　12月17日“中国经济世纪论坛”在北大正大国际中心举行，林毅夫作“通货紧缩的治理与对策”的演讲。

　　这一年3月，CCER与《财经》杂志联合举办了第一届财经记者奖学金班，为中国财经新闻的成熟做了一件善举。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在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一个中心，不仅仅是北大的中心，而且成为了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一个中心。在10年当中取得了世界瞩
目的成就，还不仅仅是在我们中国内部，我想在全世界中国经济研究机构中，最有名的也应该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了。这里聚集了一批确实非常有造诣的经济学
者，我想也为民办的、非政府的、非官方的研究机构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我们是搞经济研究的，也在进行各方面的尝试，像中国经济在发展一样，中国经济改革在
不断地发展，中国的研究体制也在不断地发展，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体制也要不断地发展，在这方面，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是做了非常有意义的历史性尝试，取
得了一定的成功，为大家树立了非常好的榜样。”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

　　2000年

　　1月7日，海闻、陈平、张帆参加2000年在波士顿召开的美国经济学年会，张帆作题为“中国宏观经济模型”发言；2月29日，林毅夫出席科技部召开的“十五”期间我国科技发展与技术创新战略座谈会。

　　3月16日，北大国际MBA项目签订“西部开发MBA师资奖学金”合作协议，为西部工商管理院校教师提供到“北大国际MBA项目”进修的机会。

　　3月31日，CCER与亚洲协会举办“中国经济：新千年中的机遇和挑战”研讨会。4月6日，陈平应欧洲委员会邀请，参加“新经济与信息全球化”国际会
议，并作题为“平衡经济的局限性与信息全球化社会的挑战”的主题发言；4月10日，施建淮出席财政部在钓鱼台宾馆召开的“财政政策与区域开发国际研讨
会”。

　　5月4日，北大出版社举办林毅夫新书《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座谈会。陈锡文、杜鹰、柯炳生、蔡放、黄季锟等政府官员、学者30多人参加。6
月20日，宋国青出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召开的“通货紧缩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介绍了目前正在承担的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中国通货紧缩问题及其
对策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

　　7月2日，CCER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举办第三届中国经济年会，会议主题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7月26日，CCER与亚洲开发银行联合举办“亚洲开发银行长期发展战略框架”咨询座谈会；8月26日，卢锋出席国家粮食局“改革粮油补给方式”高级研讨会。

　　10月17日，CCER与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联合召开“农业收入和消费增长论坛会”。中财办副主任段应碧、原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杨雍哲、国家统计局局
长朱之鑫、国研中心农村部部长陈锡文、农业部法规司司长杜鹰等政府官员及陆学艺、樊纲、张晓山等国内外经济学家参加发言。

　　“策士”之争

　　2000年，治理通货紧缩越来越紧迫，政府急需办法解决供给过剩、“内需”不振带来的这场从未遇到过的困难。

　　林毅夫给出了新颖的思路，“治通缩应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建议进行“新农村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化为
核心的建设，加快农村地区和生活消费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旦解决了农村这些问题，将大大刺激农村市场和消费，创造出巨大的社会需求，把各个行业现存的
巨大过剩生产能力消化掉”。

　　林的这个“四两拨千斤”的办法，判断前提是认为问题出在总量上。易纲的判断却不相同，认为关键还是结构调整。他认为中国没有出现通货紧缩，而是有通缩的迹象。

　　易纲的分析是，“当前国民经济速度下降，主要不是因为国内没有需求，也不是国内缺乏投资机会，关键是我国供给结构和技术能力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结
构问题不解决，宏观经济诸多问题，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也罢，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也罢，可持续发展也罢，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

　　随着这场争论的深入，研究宏观经济走势的宋国青也参加了进来。宋国青对当时走出通货紧缩表示不乐观，认为中国今后所要面临的是一个长期疲软的经济，通
货紧缩是一个长期现象。易纲则反驳说，按照CPI分析，认为2000年年底前将走出通缩的阴影；林毅夫对易纲所说的一些乐观的数据并不认同，指出过剩不消
化掉，通缩压力仍然会存在。

　　随后，问题又到了通缩起因上。林毅夫坚持源于供给普遍大于需求。宋国青则认为：“目前中国的现实是总需求调节不动，这说明经济中存在问题。如果造成通
缩的原因是供给过剩，那么单纯限产压库就可以解决问题。但如果造成通缩原因是债务通缩，那么限产会适得其反，会加剧通缩。”

　　如何反通缩？宋国青建议政府只要不投资少收税，对经济发展总是有益的，“为了支持1998年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投资，政府发行了大量国债，在这种环境
下，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不利于老百姓收入的增加”。易纲则担忧一些现象，“现在我们有些反通缩的做法，实际上会阻碍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是有
利于恢复计划经济的。从长远看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这是一场高水平的政策争论，许多结论和观点，直到现在仍然影响着我们对目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分析。CCER的政策研究走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

　　“中国经济改革和高速经济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而复杂的问题，迫切需要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规范研究。提高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的质
量，使现代经济分析手段为我国经济转型的历史进程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是建立中心的根本目的和全体中心同人的共同志愿。中心研究人员在这方面具有特殊优
势。一方面，他们在国外接受了较为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知识功底和研究能力比较强；另一方面，主要研究人员在出国之前或来中心工作之前，大都或
曾在农村插队，或在工厂、政府研究机构等其他单位工作。这样的特殊的生活经历使他们对中国现实情况有较多的观察和体验，有利于他们把现代经济学方法与中国
国情较好地结合起来，提高经济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和致用功效。”

　　——林毅夫

　　2001年

　　2月13日，CCER与世界银行研究院合作举办“21世纪扶贫与发展”系列国际研讨会；2月24日，“中国证券市场的前景与隐忧”政策研讨会在CCER召开；3月28日，CCER与亚洲协会举办“十五计划与中国经济发展”理论政策研讨会。

　　5月9日，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会长萧万长访问CCER；6月12日，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高级副行长尼古拉斯·斯特恩访问CCER。

　　6月24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见来京参加“CCER-NBER”中国经济年会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局长马丁·费尔丁斯坦；10月16日，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首讲，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作了题为“新千年的汇率稳定”的演讲。

　　10月16日，首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在中心召开，来自香港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国务院体改办、天则经济研究所等5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参加；11月8
日，CCER与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举办“中国养老基金制度危机与挑战”研讨会，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劳动保障部司长孙建勇等参加并发言；2月16日，
CCER举办“国有股减持及证券市场前景研讨会”。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作为国际一流的经济研究机构，在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方面，包括整个中国宏观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方面，提出了非常多的、很超前的、很好的政策建议，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流派，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发挥着巨大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

　　2002年

　　2月26日，CCER与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举行“中国入世与资本输出”研讨会；4月24日，香港大学经济系张五常教授在CCER作了题为“需求理论”的演讲；5月21日，CCER与美国道琼斯公司举办中国企业高峰会，主题是“入世后中国企业的机遇与挑战”。

　　6月30日，CCER-NBER第五届年会，会议主题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第二届严复年度经济纪念讲座上，1998年诺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作了题为“不平等研究所面临的理论挑战”的演讲。

　　7月13日，“中国医院管理高级培训项目”在CCER召开开学典礼，该项目得到了中国卫生部的大力支持，由北大国际MBA负责项目具体实施。

　　10月30日，美国议会代表团访问CCER。

　　“对于中国入世的问题，要从全民的利益而不光是生产者的利益来考虑，要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来考虑。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已不再是贫穷、落后、保守的中国，我们已经有能力参与世界竞争。我们不应老想着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应该有信心向发达国家努力。阻碍我们进步的主要
因素，不是我们的能力和资源，而是我们的体制，入世最大收益不是某些具体的得失，而是要建立一个有助于发挥我们潜力的现代经济体制。如果从这一点出发，入
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

　　——海闻

　　2003年

　　1月18日，CCER与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合办“中国证券市场与金融体制改革研讨会”；2月25日，CCER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和梁晶工作室共同主办“中国金融：走向理性繁荣”论坛，罗伯特·希勒教授与吴敬琏进行了对话。

　　3月8日，CCER与世界银行合办“转型的第一个10年——东欧和前苏联的分析和教训”讨论会；5月13日，林毅夫出席博螯亚洲论坛与亚洲开发银行举
办的“SARS与亚洲经济”研讨会并做重要发言；6月2日，CCER与《北京青年报》联合主办“SARS考验中国——中外学者越洋对话”网上论坛开幕，一
共举办了7场。

　　9月，留美学者李玲、沈艳、马浩和曾毅来CCER工作。

　　9月9日，美国前总统卡特来中心演讲；9月29日，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来中心演讲。

　　10月15日，CCER举办“走出通货紧缩与人民币汇率”研讨会；12月1日，CCER与新浪网等共同举办为期3周的“中国经济展望”论坛，23位经济学者参加了10个重大财经和社会话题的对话，网上共有50多万的点击率，1万多名网友通过视频进行了实时的观看。

　　铁肩学人

　　这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到了中国，SASR袭击了正在起飞的中国经济。但这场祸患更大程度上似乎是在考验中国经济和中国人对民族腾飞的坚韧和信心。

　　CCER和全国人民一起积极参加了抗击SARS的“战斗”。以林毅夫、胡大源为首的学者们在SARS肆虐的100多天里，主动请战，将每天的病疫报告进行数理分析，作出预测判断，提供决策部门参考。对于他们奋不顾身的忘我工作，决策部门最后给予了高度评价。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恰当地写照了CCER里这群学人的学术精神。

　　“我对中国的经济充满信心，我在美国生活了近17年，放弃了国外的工作和生活回来到中心工作，就是因为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特别是从外面回来，我感觉
到跟美国和其他国家比，神州大地是一片生机盎然，从上到下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一心一意搞发展。确实我们还有很多问题不尽如人意，但我深信，凭着中国人的智
慧一定能解决这些问题。”

　　——李玲

　　2004年

　　2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应邀到CCER万众楼，作关于中国金融机构责任结构改革的授课式演讲。

　　2月27日，CCER与美国耶鲁大学中国法律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中国征地制度改革中美研讨会”；3月13日，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格·科沃德克在
CCER演讲；4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在万众楼做了题为“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宏观分析”的演讲；4月30日，英国就业部长
克雷斯·庞德来中心演讲。

　　5月13日，CCER举行城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研讨会；6月21日，CCER与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举办“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透视”研讨会。

　　7月1日，第六届CCER-NBER年会举行。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转眼成立10年。顾成立之初，6位老师与3位职员拥挤在老地学楼的两间半办公室办公，实在不能想象能有今日美轮美奂、大观园似的朗
润园作为我们办公、研究的地点。10年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取得的成绩，首先归功于大好的时代环境，我国的经济改革顺利进行，社会稳定，经济腾飞，使我们
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心每一点成绩都凝聚着全体教职员工的心血，只有这样一个不计个人利益而奉献的群体，才能把握住时代和环境给予我们这一代学子为国家、
为社会做贡献的机会。

　　10年不短，上下求索跬步才起；10年不长，学术和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生逢这个数百年来最好的时代，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全体教职员工将永铭10年
前创办时的初衷，秉承北大优良的学术传统，以建立一所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与教学机构为目标，致力于科研与教学的革新，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不懈
的求索与努力。”

　　——林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