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往往是不断抉择的结果。陈省身——20世纪下半叶世界最伟大的几何学家，他从一个普通少年，成长为当代几何学顶峰上的数学大师，这整个过程，正是他自己五次抉择的结果。本文选自张奠宙教授正在撰写的《陈省身传》。    选择数学    陈省身出生于1911年10月，他的家乡在浙江嘉兴的秀水河畔。父亲给他取名陈省身，意思出自“吾日三省吾身”的典故。陈省身年幼时只上过一天小学，因为看见老师打学生的手心，第二天便死活不肯去学校，从此就在家中自学。1920年年初，父亲奉命到天津法院工作，陈省身随之北上，就读于天津扶轮中学。在《扶轮》校刊上，少年陈省身发表了一首述怀诗，题为《纸鸢》。纸鸢是江南一带对风筝的称呼，陈省身以此表现了他崇尚独立思考，不愿受人摆布的志向。    陈省身15岁那年，考进了南开大学理学院。当时大学一年级不分系，有一次上化学实验课，内容是“吹玻璃管”。陈省身对着手中的玻璃片和面前用来加热的火焰一筹莫展。后来由实验老师帮忙，总算勉强吹成了，但他觉得吹成后的玻璃管太热，就用冷水去冲，瞬间玻璃管“嚓啦啦”全碎了。这件事对陈省身触动很大，他发现自己缺乏动手能力，于是作出了他人生第一个至关重要的抉择——放弃物理、化学，专攻数学。这成了他终身献身数学的起点。其实，在心理学上对这种现象有过解释：“有些理论型人才，脑子思考快，手却跟不上，所以往往出错。”物理大家杨振宁也是因为在实验中常遭失败而转攻理论的，在杨振宁求学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就曾有这么一句笑传：“哪里有爆炸，哪里就有杨振宁。”    考入清华    1930年，陈省身从南开大学毕业。当时数学系毕业生的出路，通常是做中学教师。也是凑巧，正遇上清华大学的数学教授孙光远要招收中国的第一名硕士研究生，陈省身抓住这个机会，选择了清华。他是和吴大任两人同时考取的，但为了一些别的原因，他先做了助教，一年后才作为硕士研究生正式入学。当时的清华大学数学系英才荟萃，执教的教授共有四位：系主任熊庆来，留学比利时、法国，专长函数论；另一位数学前辈郑桐荪，1907年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数学系，这位元老级的教授日后成了陈省身的岳父；其余两位教授都是192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博士——陈省身的导师孙光远和中国现代数学研究数论的第一人杨武之教授。孙光远赴美时在导师莱恩指导下研究射影几何学，有趣的是，1950年陈省身到芝加哥大学任教授，正式接替的正是莱恩的位置，实现了一次难得的“学术轮回”。杨武之是杨振宁的父亲，陈省身和他们父子两代有着很深的因缘。    在陈省身来到清华大学的第二年，华罗庚也来到清华担任数学系的助理员。这两位后来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华人数学家的年轻人，就此同在清华学习、研究。华罗庚比陈省身只大一岁，两人都是数学天才，你追我赶，彼此激励。两位数学巨子的起飞地都是清华园。    负笈汉堡    在清华四年，陈省身确定了以微分几何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但同时他也渐渐觉得那些研究在未来未必会有前途的。他隐约感觉到，微分几何的正确方向应当是“大范围微分几何”，即研究微分流形上的几何性质，和拓扑学有密切关系。但是这一学术趋向在当时还刚刚开始。当陈省身发现，现在正是他需要确定自己人生位置的时候，他毅然作出了第三次选择：到汉堡去！    清华大学规定，学业成绩好的学生，校方可以资助出国留学。不过这经费是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所以一般都须去美国。陈省身成绩优异，自然是选派对象。但是他认准当时世界数学的中心在欧洲，几何学研究的重镇则在德国与法国。他选择了汉堡大学。因为熊庆来学术休假去了法国，杨武之代理清华数学系主任，他对陈省身的抉择深表支持。1934年9月，陈省身到达汉堡。他德语不会，又适逢中国领馆休假，一时十分艰难。不过他很快度过了“休克”阶段，原由是陈省身在研究中偶然发现布拉施克教授的论文中有个漏洞，他写了一篇为之修补的论文，于是一下站稳了脚跟。    那时布拉施克教授经常在国外访问，倒是年轻的副教授凯勒十分活跃。陈省身到汉堡时，适值数学系在祝贺凯勒的著作出版发行，凯勒又为此开设了一个讨论班。第一天讲座时，系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出席了，每个人还得到一本凯勒赠送的著作。但后来，由于理论本身太复杂，凯勒又不善于讲课，参加者越来越少，两个月后只剩下了陈省身一人。凯勒就此把陈省身认作知音，在讨论班之后，两人经常一起讨论各种问题。参加讨论班使陈省身获益匪浅，他由此认识到埃利·嘉当是一个伟大的教学天才，嘉当创造的方法具有强大的威力。他学习使用嘉当的方法，于1935年秋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2r维空间中r维流形的三重网的不变理论》。    追随嘉当    陈省身1934年到汉堡大学，1936年2月就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在短短一年半里获得了博士学位。对余下的留学时间如何安排，布拉施克先生提出了两种选择：一是到巴黎跟从嘉当继续研究微分几何；二是在汉堡学习数论。嘉当的论文难读是出了名的，但越是重要而又少人问津的地方，就越有挑战性。于是陈省身决定到巴黎去——他选择了几何。这是陈省身的第四次抉择，也是他的又一个重大人生转折。事隔几十年后，美国数学名家、全国数学研究所所长卡普兰斯基对此评论说：“如果他选择了代数数论，20世纪数学的历史将会有重大改变。数论失去了一位大师，而几何学是幸运的”。    嘉当声名，晚年始盛。他和陈省身之间虽然没有正式的师生名分，却留下了数学学术传承的一段佳话。当年，陈省身到巴黎注册之后，即去谒见嘉当。嘉当每星期四下午在办公室接见学生，门口排着长龙。嘉当第一次见到陈省身，就给了他一个与网几何有关的问题。陈省身一时做不出来，不好意思再去见嘉当。有一天，在庞卡莱数学研究所的楼梯上两人相遇了，嘉当问他为何好久不见，陈省身据实相告。嘉当欣赏他的诚实，这之后他们的接触反而多了起来。陈省身回忆说：“嘉当是一个慈祥的人，待人真诚有礼。”嘉当只说法文，陈省身虽勉强能听懂，但是起初的几个月还是多靠笔谈，他总是事先把问题写下来，以免当场尴尬。两个月之后，嘉当允许陈省身每两星期到他家里去交谈一次，每次约一个小时。嘉当思路敏捷，材料熟悉，往往当场就解答了问题。会见后的一天，陈省身经常会接到他的信，“你离开后，我想了许多你的问题……”接着就继续讨论前一天的问题。陈省身有时在街道上碰到嘉当，嘉当如果恰巧有一些想法，也会拿出一只旧信封或什么纸片，写上一点东西交给他，并告诉他答案。就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陈省身埋头于向嘉当学习，这时期共写了三篇论文，但他学到的东西远远超出了这些论文的内容，使他终身受用。嘉当所给他的第一个与网几何有关问题，后来陈省身也解决了，那就是1938年发表在《云南大学学报》上的论文，题目是《关于两个仿射联络》。    1975年，杨振宁发现了物理学中的“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这和陈省身构建的纤维丛理论，“原来是一只大象的两个不同部分”。杨振宁在感叹造化之工、宇宙之妙之余，写了这样一首诗：“天衣岂无缝，匠心剪接成，浑然归一体，广燧妙绝伦：造化爱几何，四力纤维能，千古寸心事，欧高黎嘉陈。”最后一句：“欧高黎嘉陈”五字，指的是人类历史上五个伟大的几何学家：欧几里得、高斯、黎曼、嘉当和陈省身。嘉当1931年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时，已经62岁了。由于他将非凡的几何洞察力和极难的论证技巧结合在一起，可以说“超越了他的时代”。正好这时，陈省身来到他的身边，成了他的学术继承人。    来到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是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个小镇，距纽约80公里，风光旖旎。从1936年起，普林斯顿异军突起，请来了爱因斯坦等顶尖的数理科学家，加上美国本土的几位大数学家，强大的阵容使这儿取代欧洲，成为举世闻名的数学中心。陈省身1937年回国以后，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执教。四年中，离开了数学的主流社会，信息闭塞，对于数学研究工作的影响日见显露，于是，到普林斯顿访问的想法在他心里浮现出来了。陈省身和维布仑都是几何学家，早在巴黎时期他们就互相通过信。当年维布仑有一个“投影正规坐标”问题不能解决，陈省身用嘉当的方法帮助他处理有关问题，给维布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省身到西南联大后，他们的通信仍在继续。1940年前后，陈省身有三篇论文发表在维布仑所在的普林斯顿大学主办的《数学纪事》上。这是一份世界一流的数学杂志。陈省身在昆明的煤油灯下写出的文章，分别由数学大师H·外尔和A·韦依审查，他们对论文作出了高度评价。1942年4月22日，维布仑以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教授的身份给院长弗兰克·艾得罗特写信，推荐“如此卓越的人才”陈省身。艾得罗特院长接受了这个推荐，并为陈省身赴美办妥了一切手续。陈省身向西南联大请假一年，告别妻子幼儿，冒着二战的炮火，搭乘美国“飞虎队”的军用飞机，经印度、中非、南大西洋、巴西，辗转到达美国，前后为时一个月。    由此，陈省身实现了他人生的第五次选择。到达普林斯顿后，陈省身沉浸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之中。他与爱因斯坦同在一个研究所，所以常常见面，彼此聊天。他回忆说：“爱因斯坦建立的相对论，用到四维的黎曼几何，与数学的关系很密切，所以我们也常常谈到当时的物理学和数学。但是爱因斯坦那时已经老了，工作已经不那么重要。”对于外尔，陈省身回忆道：“我要搞整体微分几何，便需要拓扑、李群、代数几何和分析等。外尔很看重我关于高斯－博内公式证明的初稿，曾向我道喜。我们有很多的来往，有多次的长谈，开拓了我对教学的看法。历史上是否再有外尔这样广博精深的数学家，将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在这样的环境里，陈省身攀登几何学主峰的主客观条件都成熟了。1943年陈省身完成了一篇划时代的论文《闭曲面流形高斯——博内公式的一个简单的内蕴证明》，发表在《数学纪事》第45卷第9期（1944），这标志着大范围微分几何时代已经来临。1945年9月，陈省身应美国数学会之邀，在夏季大会上作演讲，题目是《大范围微分几何的若干新观点》。全文发表于1946年《美国教学会公报》第52卷，H·霍普夫发表评论，肯定了陈省身在大范围微分几何领域的奠基性贡献。他说：“此篇演讲表明，大范围微分几何的新时代开始了。这个新时代以纤维丛的拓扑理论与嘉当方法的综合为特征。”    2000年，90岁的陈省身回国定居，成为天津市的荣誉市民。        陈省身一九九一年摄于法国科学院   摘自《科学生活》2003年7月号

    1905年是爱因斯坦的奇迹年，在这一年中他就发表了五篇达到获诺贝尔奖水平的论文，其中包括“狭义相对论”。在二十世纪中，爱因斯坦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他几乎一人独享了二十世纪物理学两次大革命的一半成果。在大众文化中，爱因斯坦更被塑造成一位“圣徒”，有着极强的人格魅力。许多传记作品和科学史论文，也把爱因斯坦描写成一位只有闪光形象的单面人。中学生写作文，论证某个观点，引上一句爱因斯坦如何如何说，便好像增加很强的说服力。我中学同班有位聪明男孩（我们来自一个村，都在学校住宿上学），写作文时经常随心所欲编造爱因斯坦名言，老师竟然无法察觉，后来是他自己透露内情，引得大家都叫“妙”。我不知道高考时他是否还用了这样的把戏，不过他确实优秀，考到了上海的一所全国名牌大学。    近些年中，随着史学理论的更新及更多材料的公布，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文章和图书力图展示爱因斯坦丰富多采的人生。可是，也有过火的，甚至有这样的言论：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过程中有他第一任妻子的重大功劳。但据最新出版的《爱因斯坦全集》（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第五卷，“我们尚未有什么文件证据能够证明：Mileva（爱因斯坦的妻子）积极参与了爱因斯坦的科学工作，但我们也不赞成这种看法，即她与他的工作毫不相干。”（第五卷序，30页）    中文版《爱因斯坦全集》收有519份文件，基本上是爱因斯坦1902－1914年与他人通信的汇编。《全集》的编辑委员会对所有文件都加上了非常有价值的注释，少者每篇两三条，多者每篇十多条。这种原始文献对于理解真实的爱因斯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在今日的社会形势下，湖南科技出版社历经艰难出版这类文化积累性的不赚钱的著作，实在令人佩服。    这一卷收录爱因斯坦致佩兰、埃伦费斯特、劳厄、洛仑茨、霍普夫、马赫、希尔伯特、能斯特、赫兹、策梅罗等大科学家（数学家）的诸多信件，对于理解那段科学史是难得的资料。不过，对于普通公众，最有趣可能是爱因斯坦的私情主题，即他与爱尔莎（Elsa）的婚外恋情。第五卷中收录爱氏致Elsa的情书20多封，不过，应女方的请求，爱氏销毁了Elsa的所有信件，我们只能通过爱氏的信大致知道她写了什么。    爱因斯坦1903年1月6日结婚登记，妻子Mileva祖籍匈牙利。婚前他们已经私生过一个女儿，时间约为结婚一年前的1902年1月。（20页）    起初，家庭还是和睦的。1903年在致老朋友贝索的信中爱因斯坦说：“现在我已是个有妇之夫了，与妻子一起过愉快而舒适的生活。她把一切都料理得井井有条，做饭烧菜也是把好手，而且总是十分快活。”（8页）可是，若干年后，在爱因斯坦眼中，妻子成了“十字架”，开始喜欢上Elsa了。但爱氏又无法离婚，心情郁闷。当爱氏考虑中止与情人Elsa的恋情时，作了一番解释：“你要知道这并非出于铁石心肠或缺乏感情才使我说出这样的话，而是因为如你所知，像你一样，我毫无希望地背负着我的十字架。”（435页）第二年（1913年）在致Elsa的信中又说：“如果能够和你过几天，而没有……我的十字架，我愿为此付出一切。”（479页）    结婚后约十年，实际上爱因斯坦与周围三个女性关系都不怎么融恰，其一是妻子，其次是他母亲，再次是其妹妹。“当我想到我妻子和Maja（妹妹）或我母亲之间不友好的关系时，我必须伤心地承认，我对她们三个都不喜欢，真是不幸！但我必须爱一个人，否则生活就是悲惨的。”（424页）他爱的人便是Elsa。在致Elsa的信中，爱氏还解释了“怕老婆”传闻。“但我承认，由于怜悯她，正因为怜悯……有她在身边的我，所做的一切给人以这样一个印象。但决不要这样看待我！这样在您的心目中就把我贬低了。让我坚决地向您保证，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完全成熟的男子汉。或许什么时候我有机会向您证明这一点。”（424页）1913年Elsa曾向爱氏索取关于相对论的普及性读物，爱氏说没有，但愿意当面向她作“科普”，“如果有一天你碰巧去苏黎世，那么我们（不包括我妻子，不幸她是个非常嫉妒的人）就可以在一起愉快地散步，我将告诉你那时期我所发现的所有奇妙的事情。”（477页）言语中再次点明家庭关系不和。全集编者也讲，爱氏曾几次在给情人的信中“轻蔑地谈到Mileva的为人以及他们俩在一起的生活”。1913年爱氏向情人介绍说：“我对待妻子就像对待一个不能解雇的雇员。我有自己的卧室，避免和她单独呆在一起。对于这种方式的‘同居’，我颇能忍受。”（529页）    Elsa是一位离了婚的女子，喜爱表演诗歌朗诵，算是爱氏的堂姐（也说表妹，见477页），当时与她的两个女儿一起住在柏林（而爱氏住在瑞士）。两人童年时就相识，但恋情始于1912年，此前1909年爱氏与妻子关系就搞僵了，据说原因是妻子脾气大，并怀疑爱氏有外遇。爱氏与Elsa两人可算相知相爱，“她不仅承接了爱因斯坦的恋人和他非常需要的红颜知己的角色，而且还成了躲避与Mileva一起过那种会使人心力交瘁的生活的避难所。”（35页）不过，关系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曾有一段爱氏感觉到两人不会有什么结果，就决定中止通信。但是只坚持了一年，又重新开始了通信。    爱氏非常想到柏林看望自己的情人，并希望能够经常见面，但是，“不幸的是，我在柏林找到工作的机会很小，当我理智地思考这件事时，我必须承认这一点。”（423页）他没有想到，几年后他能够非常荣光地迁居柏林。    爱氏向Elsa透露自己仿佛戴着镣铐，身受双重痛苦。“如果允许我在您身旁散步，即使只有几次，我也会感到幸福，或者只要我能靠近您，我也会感到欢乐。我很痛苦，因为不允许我真正的爱，爱一个女人而我对她只能看看。我甚至比您更痛苦，因为您只因为不拥有而痛苦。”（426页）    科学与恋情，两者是什么关系？按照古典理论，它们没有关系，而事实上人们容易理解两者是有关联的。爱氏曾讲，“我对科学的爱会如此执著旺盛，因为这种爱使我在泪水的苦海中无怨无悲地升华起来，进入了宁静的天堂。”（542页）科学与儿女恋情有时是一种互补的关系，爱氏称之为“重锤”与“小提琴”的关系：“现在我还必须写一篇争论性的文章，因为我绝大多数杰出的同行们拒绝接受我的观点。所以我就没有足够的那份平静心态来和你闲聊了，就像拿重锤的人干活之后，不能马上演奏小提琴一样。但这并没有削弱我盼望与我亲爱的Elsa在一起的急切心情。在你的陪伴之下，我可以卸下重负，与你叙谈，与你一起漫步在柏林近郊的那一片亲切的老林之中。”（553页）1914年的一封信还透露，爱氏为了去会情人，瞒过老婆不讲，竟然想不去开巴黎的数学哲学会议。“为了品味这一段美好时光，巴黎的大会我可能就不参加了。就可以和你尽情地散步。”（554页）“如果我不去巴黎，而从莱顿直接去柏林，你的恼怒就可以平息下来。所以我就准备那样办了。我将在4月1日前后到达柏林——感谢上帝——我将在那里单独过14天。”（555页）为什么说“单独”呢？因为爱氏的小儿子患了哮喘、中耳炎、流行感冒等，医生建议到南方住些日子，“这倒有其好的一面，因为这样Miza（指Mileva）必须陪孩子去，而我就可以单独在柏林过一段时间。”（554页）对于“医生吩咐我的那位必须陪孩子去洛迦诺进行康复疗养”，爱氏“感到无比快乐”。（555页）对于这些言行，现代人自然容易理解，但一般来说，人们不希望主人公是爱因斯坦。    有人说，情人是最亲近的人，胜过亲戚、朋友、法定配偶、师长等等，情人间可以讲与其他人永远说不出口的话，倾诉向其他人永远不可能直接道出的感受。爱因斯坦与情人Elsa的信件就透露了许多珍贵的信息，兹举两例。    爱因斯坦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拘小节的人物，致Elsa的信中也反映了这一点。“在来信中你竟然敢于给我以医疗方面的说教？神气十足地像一位一贯正确的医生那样，要我雨天游泳，晴天跑步？如果我能够以轻轻的一吻或其他亲昵的表示作补偿的话，那么我真要好好地戏弄你一通。我已下定决心，若大限一到，就是倒毙，也尽量少用医疗手段。在此之前将按我罪恶之心的愿望任意行动。我日常的生活是：吸烟像烟囱，工作像骡马，饮食无所顾忌不加选择，至于散步，只有真正有了愉快的同伴才愿意进行，这样一来就很少散步了，不幸的是睡眠也无规律，如此等等。”（505页）    1913年爱氏致Elsa，谈及对居里夫人母女的印象：“Curie夫人颇具才智，不过她感情冷淡，像一条鱼。我的意思是她缺乏所有悲喜的激情。她表达感情几乎只用一种方式，即斥责她所不喜欢的事物。她有一个女儿，情形更糟——倒像一位大兵。不过这女儿也很有天赋。”（503页）    提及这些，并非想有意贬低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这一卷的主译范岱年先生说得好，“我们不仅可以从这卷通信集看到爱因斯坦怎样成长为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还可以了解到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爱因斯坦的确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大人物，但他不是神，他是一位有血有肉的人。    他是圣人，也是俗人。
   ■刘华杰    

    1955年，中国发行古代科学家的纪念邮票四枚，这四位科学家是张衡、祖冲之、一行与李时珍。他们都是逝去已久的古人，今人又何以知道他们的相貌，并据以设计出邮票来呢？有人发现了一个秘密，是以今人作为模特儿，然后加上古代的衣冠。如果不信，请比照一下祖冲之的画像与竺可桢的照片，就可以发现二者宛如一人（这个发现是德国汉学家阿梅龙告诉我的），除去头巾与胡子，再戴上眼镜，祖冲之就是竺可桢。竺可桢是我国气象学的开山，是我国地理学的一代宗师。以他的形象来仿写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数学家祖冲之，一点也不辱没先人。    竺先生是浙江上虞人，还在清王朝覆灭之前，就与其他一些年轻人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官费留学生，出国学习自然与人文科学，他与胡适、赵元任就同为第二批庚款留学生。解放后，在思想改造时期的自我检讨中说，他一心想出国留学是因为自己有向上爬的思想。我们今天不能不感谢这样一批“向上爬”的俊彦，如果没有他们，中国现代史上就要失去一批世界有名的大学者与大科学家，学贯中西这样的帽子就只好给第二三流的人物去戴了。这些最早的一批海归，是一群令人肃然起敬的爱国者，在学成归国以后，把自己所学的一切都献给了国家，而且还能在某些特定年代里忍辱负重，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做违心——也许在当时是真心——的自我批评。    作为一个教育家与科学家，竺可桢先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作为教育家，浙江大学在他手下成了全国第一流大学，间接地，也使复旦大学受惠良多。解放初院系调整时，复旦从浙大调入了从苏步青到谭其骧这样著名的一大批理科与文科教授，奠定了复旦后来成为全国重点大学的基础。八十年代有人做过统计，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当中，出身浙大与在浙大任过教的学者占了很大的比例。作为科学家，他在气象学方面起了奠基的作用，在近代地理学尤其是人地关系研究方面开创了崭新的局面。虽然解放后作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以及其他社会职务，还有各种不绝如缕的运动，耗去了其大量的时间，但他依然坚持科学研究，写出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论著。    如果不算其日记的话，他一生的著作是300万字左右，虽然丰富，但在数量上决不能算多。因为即使我们不把作家算在内的话，现在的许多年轻学者也有不少人有数百万字的著作（有的人调侃说写的书比读的书还多）。但数量多的也许是兔子，数量少的却可能是狮子。我们看《竺可桢全集》的目录，从1966年起，他就差不多没有专门的学术论文问世了，在八年之中他的文字几乎只有信函，但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却在《考古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惊天动地的大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不但是气象学的一篇重要著作，也是历史地理学领域的一座里程碑。现在我们研究历史时期气候的变迁，无论你同意或不同意竺先生的观点，你都得以这篇大作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    历史时期的气候可以说是竺可桢一生的重要研究对象，如果大体排比一下，就有《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1924），《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中国历史上的旱灾》（1925），《中国历史时代之气候变迁》（1933），《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1962）等篇。而最后成就的这一篇总结性论文却反而称之为初步研究，说明他认识到学术研究的无止境，一篇论文是不能彻底解决这么大的问题的。历史气候的研究在全世界都是重要的课题，目的就是找出气候变迁的一般规律，以应对未来灾害天气的发生。所以竺先生对这一极有价值的研究，终生锲而不舍。竺先生的研究领域很宽，物候观察是气象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在他手里也发展成了一门学术性很强的物候学。至于对科学人物的评价，对科学史的研究，对科学刊物的编辑，他也都有许多真知灼见，更重要的是他还将自己的学问与实践密切相结合，对地理环境的保护与对地理资源的开发都贡献了自己的宝贵见识，这一切在《竺可桢全集》里都可以看出来。    科学论文与文学作品的地位不同，作家虽然也有悔其少作的时候，但第一流的文学家却是片言只语也受人尊崇，而且文学的辉煌并不一定是与时俱进的，所以任何时期的优秀文学作品从来都不会令人有过时的感觉。但科学论文却是会过时的，新发现与新研究往往使过去的学术成果成为无人阅读的明日黄花。除了里程碑式的著作以外，一般过时的科学著作必然无人问津。但我们读竺先生的著作却时有新鲜感受，随便翻开《中国的地理环境》一文吧，还在1936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敏锐地指出：“中国的面积……与欧洲面积差不多，所以地大两个字，可以当之无愧，可是物博就不然了。我们要晓得单是地大是无用的，必须要有好的地理环境才行。”接着就用详明的数据指出了中国地理环境的缺点，与历来的地大物博论唱了反调。    竺先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即使非学术论文，他也极其认真对待，例如1957年在瑞典植物学家林奈纪念大会的开幕词中，他不但很得体地引用了恩格斯将牛顿与林奈相提并论的话，还利用了最新的科学史著作，即1954年才在伦敦出版的贝乐纳的《历史上的科学》，来加强自己的观点，其时国内还没有此书的译本，说明他一直注意国际上的学术动态。对于其他学者请他审读的书稿，也实事求是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决不敷衍，不溢美。1959年复侯仁之信，对北大地理系所编的《中国地理学简史》前四章提出中肯的意见。他认为郑和航海“诚是历史上的壮举，也是我国航海史上光辉的一页，但不能称之为地理发现史上的空前壮举。因为在五代、北宋，甚至隋唐的劳动人民，早已足迹达印度洋”。明年就是郑和首次出航的600周年了，国内的庆祝活动自去年已经开始，这当中，如何正确看待郑和的成就，其实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决不能因为有西洋人说郑和1421年已经发现美洲，就让我们乐得丢掉了科学态度。竺先生的意见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至于该书的第五六两章，竺先生坦承没有时间看，也就不提意见，这是何等负责的作风！    从解放到去世，竺先生在新中国生活了24年时间，一方面他真心拥护共产党，在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经历各种运动，也不得不写、不得不说那些不想写不想说的话。我们在1957年可以读到他的一篇反右的发言稿《谁说党不能领导科学》，在两次会议上都同用这一篇，只不过第二次加了一段很轻描淡写的批判文字。在日记中他自己说，此文不过三千字，竟花了两天功夫。要批判就得有话说，但又无话可说，可见当时是如何地搜索枯肠。《竺可桢全集》的编者告诉我们只有这末一段批判语是作者手笔，独占一页，其他是别人抄写的。感谢编者的细心，让我们知道了文字以外的信息。在这篇批判文章中还有一句话是说中国有世界上丰富无匹的资源，显然与二十年前在《中国的地理环境》一文中地大物不博的观点相悖，违心在这种文章中本不可免。而且在日记中，竺先生还说他的发言是完全照着稿子读的，批判会议当时的情景由此语可以想见。    竺先生不但人格高尚，而且做事执著，数十年的日记能一天不差地坚持下来，甚至在丧妻之痛时，仍不脱漏，这岂是一般没有毅力的人能够做到的？《竺可桢全集》有二十卷，现在不过只出了著作四卷而已。我们等待着在某种意义上比学术著作更重要的日记的出版，因为其中记录的不但是竺先生个人的生活，还透视了国家民族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各种变迁。我常常奇怪于竺先生他们那一辈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既写下了数量庞大的学术著作，还要参加各种学术与非学术活动，还有许多不一定愿意参加的应酬（何炳棣曾问胡适说，您在醒着的时候是不是至少有三分之一是用来应酬的，胡适说是的），最后还给后人留下成百上千的信函与几百上千万字的日记。我们的没有时间我们的忙比起他们来怎么那么微不足道呢？    除去头巾与胡子，再戴上眼镜，祖冲之就是竺可桢。这个发现是德国汉学家阿梅龙告诉我的。以竺可桢的形象来仿写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数学家祖冲之，一点也不辱没先人。
    ■周振鹤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年3月14日出生于德国乌耳姆，1955年4月18日逝世于美国普林斯顿）是公认的20世纪最杰出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之一。    爱因斯坦生于德国乌耳姆一个经营电器作坊的小业主家庭。一年后，随全家迁居慕尼黑。1894年，迁居意大利米兰。1895年他转学到瑞士阿劳市的州立中学。1896年进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师范系学习物理学，1900年毕业。1901年取得瑞士国籍。1902年被伯尔尼瑞士专利局录用为技术员，从事发明专利申请的技术鉴定工作。他利用业余时间开展科学研究，于1905年在物理学三个不同领域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特别是狭义相对论的建立和光量子论的提出，推动了物理学理论的革命。同年，以论文《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法》，取得苏黎世大学的博士学位。    爱因斯坦1908年兼任伯尔尼大学编外讲师。1909年离开专利局任苏黎世大学理论物理学副教授。1911年任布拉格德语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1912年任母校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教授。1914年，应马克斯·普朗克和瓦尔特·能斯脱的邀请，回德国任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兼柏林大学教授，直到1933年。1920年应亨德里克·安东·洛伦兹和保尔·埃伦菲斯特的邀请，兼任荷兰莱顿大学特邀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投入公开的和地下的反战活动。    191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广义相对论。他所作的光线经过太阳引力场要弯曲的预言，于1919年由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的日全食观测结果所证实，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在西方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词，同时也招来了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沙文主义者、军国主义者和排犹主义者的攻击。    爱因斯坦因在光电效应方面的研究，而被授予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1933年1月纳粹攫取德国政权后，爱因斯坦是科学界首要的迫害对象，幸而当时他在美国讲学，未遭毒手。3月他回欧洲后避居比利时，9月9日发现有准备行刺他的盖世太保跟踪，星夜渡海到英国，10月转到美国普林斯顿，任新建的高级研究院教授，直至1945年退休。1940年他取得美国国籍。    1939年他获悉铀核裂变及其链式反应的发现，在匈牙利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推动下，上书罗斯福总统，建议研制原子弹，以防德国占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两个城市上空投掷原子弹，爱因斯坦对此强烈不满。战后，为开展反对核战争的和平运动和反对美国国内法西斯危险，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因主动脉瘤破裂逝世于普林斯顿。遵照他的遗嘱，不举行任何丧礼，不筑坟墓，不立纪念碑，骨灰撒在永远对人保密的地方，为的是不使任何地方成为圣地。

在文汇报上搜索到另外一位数学大师的见地：中国学生基础并不好
    ■文/本报记者姜澎    “不少中国科学家学而优则仕，甚至把自己的理想就定位于学术上有所成就后就做个官，即使是在中国留学生中，不少人成功的标志也是升官发财，这是阻碍中国的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昨天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复几何及相关数学理论国际会议”上，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尖锐地指出了这个问题。        真实的往往是美丽的    丘成桐是全球唯一一位获得菲尔兹奖的华裔科学家。他在33岁时就因为微分几何方面的成绩而获得了全球数学界的大奖菲尔兹奖。昨天，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能够一直埋首于数学研究是因为他觉得数学非常美丽，“真实的往往都是美丽的，数学定理也都是非常真实客观，其实，科学都是美丽的，因为科学都能够用非常简单的话来描述真实的宇宙现象。”    数学不仅美丽，也是一门实用的学问，丘成桐说，虽然社会和科学的发展需要金融等领域的人才，但是更需要基础人才，数学就是其它学科发展的基础。中国是数学大国，但还称不上是强国。他坦言，中国缺少一批年轻力强，把数学研究作为真正的兴趣所在的数学家。这与中国整个学术环境和对学生从小气质的养成有关。        重名利羁绊科学发展    从事科学研究最重要的一点是气质，这是丘成桐的看法。因此他在招学生的时候，除了看学生是否用功，成绩是否优秀，还附加了一个条件就是气质是否好，因为“有些学生虽然书念得好，但是有了些名气后，或者在美国做到了大学的终身教授后，往往觉得自己已经功成名就了，就不想做学问了，学术上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如果科学家整天想着发表论文，升官，评上终身教授，那就不可能做出很大的成就。丘成桐认为，中国不少科学家对权力看得太重，有些科研人员把做官、发财作为自己的远大理想。而在国外，他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一辈子把科学研究作为自己的终生兴趣的，并不把做官作为自己成功的一种标志。丘成桐坦率地说，他接触过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心目中的成功就是今后回国后做大官或者是下海赚钱，他们从事学术研究的原始目标也是名利，这也是在学术上无法有重大突破的重要原因。中国缺少那些觉得学术上的问题不解决自己就没有乐趣的人。        中国学生基础并不好    对中国学生的知识基础扎实这样的说法，丘成桐认为有点盲目。他在中国作讲座时，中国学生提的学术问题很少，不知是否平时对学术问题思考不够。常常有人说中国的教育基础打得比较扎实，只不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比其他的国家的学生弱一点，丘成桐对这种说法并不苟同。他说，在10多年前，他招收的中国学生都非常优秀，但是现在的中国学生在哈佛的表现并不那么出色，遇到问题根本无法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甚至是一些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也是如此，他们在哈佛读研究生期间都遇到很大的困难，甚至不能继续读下去。    他认为近年来，中国的高校大量制造一批又一批的博士、硕士，而学校里导师与学生接触得也比较少，甚至不重视学生的培养。中国中学里数学课教授的内容比美国中学教授的内容要少，也更容易。微积分对于很多学科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在美国稍微好一点的中学几乎都教授微积分，而在中国即使是大学生，微积分也不是必修课。他认为，还是应该提倡学生多听名家的讲座，多看些课外书，少一些急功近利的思想。

陈省身教授是读高中的时候(1985)就知道的，那个时候 中学生数理化杂志经常有介绍这些科学家，真的是无限的崇敬。今天读到文汇报关于陈老的介绍，读到数学也有好坏之分，真的是感觉数学的重要性。
想想以前的复变函数怎么没有学好呢？

    □张奠宙    2004年9月7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首次颁发邵逸夫奖。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主持颁奖典礼。    邵逸夫奖设有天文学、生命科学与医学、数学科学三项（诺贝尔奖不包括数学和天文学科）。每年颁发一次，每项奖金100万美元。由于邵逸夫奖的巨额奖金，且不论得奖人种族国籍和宗教信仰，因而具有国际性，人称“东方诺贝尔奖”。    注明来自中国南开大学的陈省身教授，因为“开辟整体微分几何学的成就，以及他对这个数学范畴一直以来的领导”而荣获首届邵逸夫奖数学科学奖。在全球6位获奖人中，陈省身是惟一来自中国高校的获奖者，也是获奖的两位华人之一。    世界数学大师中国数学泰斗    在当代世界数学史上，陈省身被誉为“最伟大的几何学家”。他1911年出生于浙江嘉兴，少年时代在天津度过。1926年，15岁的陈省身进入南开大学。因为化学课不会吹玻璃管，只好放弃理科，选择数学。南开毕业后进清华选择几何，成为中国第一名数学硕士生。1934年，当时的世界数学中心在德国。于是申请用美国退回庚款到德国读博士。抗战前夕，到巴黎访学，选择大师，终于读懂E·嘉当的“天书”，知难而进。抗战开始，他和华罗庚等年轻教授，在昆明的煤油灯下一起开始创造中国数学辉煌。1943年，陈省身选择世界，到美国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微分几何，攀越微分几何学的峰顶。在那里，陈省身完成了整体微分几何的奠基性工作。    1946年，大数学家霍普夫宣布：由于陈省身的工作，微分几何的新时代开始了。从那时开始，世界几何学的研究就一直在陈省身的领导之下。1947年，陈省身是南京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的代理所长，培养了吴文俊、廖山涛等一批日后中国数学的中坚。1962年，在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前夕，陈省身加入了美国籍。然而，当陈省身1972年重返中国时，陈省身表示：“我最后的事业在中国。”自那以后，陈省身为中国数学的发展已经作了32年的努力。    做“好”的数学把数学做得最好    数学有“好坏”之分，许多人不理解。但是，陈省身语重心长地多次希望年轻学子要选好方向，做“好”的数学。1992年，陈省身在庆祝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1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详细论述了这一问题。他说：一个数学家应当了解什么是好的数学，什么是不好的或不太好的数学。有些数学是有开创性的，有发展前途的，这就是好的数学。还有一些数学也蛮有意思，却渐渐地变成一种游戏了。    大家也许知道有个拿破仑定理。它是说，任何一个三角形，各边上各作等边三角形。然后将这三个三角形的重心联结起来，一定是一个等边三角形。这个数学就不是好的数学，因为它难以有进一步的发展。当然，你做事累了，坐在沙发上愿意想想这个问题，也蛮有意思，这好像一种游戏，可以解闷。    那么什么是好的数学呢？比如说，解方程就是。搞数学都要解方程，一次方程容易解，二次方程就不同。x2－1＝0有实数解，而x2＋1＝0就没有实数解。后来就加进复数，讨论方程的复数解。大家知道的代数基本定理就是n次代数方程必有复数解。……假使你在f（x，y）＝0中把x，y都看成复数，则两个复数相当于四维空间，这就很麻烦，出现了复变函数论中的黎曼曲面。……你也可以有另外的花样，比如f（x，y）＝0的系数都假定为整数，你也可以讨论它的整数解，这就很难了。    他还说，“最好的数学要有新的观点，把人家的东西照葫芦画瓢，当然不是好的数学。世上所有的科学实验和研究，许多都是浪费的，只有几件事是传得下去的。我们搞数学的人相信，假使数学是好的，一定会有应用。”    “好”的数学很多，陈省身的整体微分几何学研究就是一个范例。1976年，物理学家杨振宁驱车前往陈省身加州的家里，告诉他“你研究的纤维丛理论，原来是规范场理论的数学基础”。抽象的微分几何和具体的“杨－米尔斯规范场”，原来是一头大象的两个不同部分。进入20世纪90年代，陈省身和西蒙斯在1974年的一项工作，竟然成为理论物理的研究前沿。正如陈省身所言，物理就是几何，好的数学一定会有用。当1983－1984年度沃尔夫数学奖的桂冠落到陈省身头上时，颁奖词这样写着：“对整体微分几何的深远的贡献，其影响遍及整个数学。”    陈省身梦想：“21世纪数学强国”    1979年，陈省身从加州大学（伯克利）退休。学术声誉如日中天的他应邀担任新成立的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首任所长。但是，陈省身明确表示，我只担任1982－1985这一届，此后我将到中国天津出任南开数学研究所所长。这3年，他为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打开了局面，同时为南开数学所的筹备成立而操劳，现存档案室的就有65封信件。    形成对照的是，当时国内还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南开数学所所长可以由加入了美国国籍的陈省身来担任吗？教育部无权决定，最后是由中国最高领导决策的。实行“智力引进”的政策，终使陈省身的数学所所长的委任得到落实。“立足南开，服务全国，放眼世界”。陈省身开始脚踏实地地完成着自己的使命。    1986年11月2日，邓小平同志接见陈省身。陈省身建议提高中国国内知识分子的待遇。接见完毕，当时的国家教委主任、国家科委主任立即贯彻落实小平同志的指示，这就是后来实行的“国务院特殊津贴”，并一直沿用至今。    1988年，在南开大学召开“21世纪数学展望研讨会”。陈省身再次提出要建设“21世纪数学大国”。参加会议的李铁映同志称之为“陈省身猜想”。为此，国务院拨款设立数学专项基金（天元数学基金）。陈省身要求，这笔钱支持整个中国的数学，并非给南开一家。    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南开数学所的国际交往一度停顿。陈省身说，我必须返回南开，因为我是所长。10月11日，江泽民同志接见陈省身。以后多次接见，他们成了好友。中国数学后来的发展，有些需要最高领导支持的事情，往往和这些会见紧密相关。例如，1993年，陈省身和丘成桐建议在中国举办国际数学家大会。2002年，陈省身任北京国际数学家大会名誉主席。北京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整个20世纪90年代，南开数学所是全国的一个数学中心。当时序进入21世纪时，陈省身渐渐觉得，就数学家的人数、国际影响、数学教育的普及而言，中国成为“21世纪数学大国”（即陈省身猜想）已经基本实现。但是，要成为“21世纪数学强国”，那还差得很远。数学强国必须“能够和世界上的数学家进行独立平等地交流”，而我们现在基本上还是跟着外国的潮流走，很少有自己的数学问题，也很少有人跟着我们的研究走。“数学上的平等独立”，可以说是一个“陈省身梦想”。    2000年，陈省身归国定居南开大学。2001年，陈省身建议南开数学所应该成为国际数学研究中心，逐步向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那样的目标前进。于是，国家投资1.29亿元的南开大学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开始施工。主楼现在已经封顶。与此同时，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伯克利）把主楼命名为“陈省身楼”，加以永久纪念。俄罗斯驻华大使则向陈省身转交“罗巴切夫斯基数学奖”的获奖证书，这是俄罗斯数学的最高荣誉。一切都在向实现“陈省身梦想”的方向前进。    我们用邵逸夫奖数学科学奖遴选委员会的公告中的话作为结语：“陈省身是近代几何学宗师，他的数学研究以几何学为中心，持续几近70年，勾划了现代数学的多个范畴。陈教授对当代数学精髓之一的微分几何学的界定，超于其他数学家。……今天，陈教授桃李满天下，门生遍布美国各大院校数学系，他在中国的影响更是有目共睹。第一届邵逸夫奖颁予陈省身教授，是为了表扬他对当代数学发展的非凡贡献及影响。”

    本报讯　某名牌大学中文系即将毕业的研究生小卢为了提高自己的口语水平，花费千余元报名参加了一个英语培训班，却意外发现给他上课的老师是他做家教时的一名德国留学生，这位留学生刚完成当地的本科课程，他的“外语”修的是英语，不用说，他完全没有什么教师资格证书或者教学经验了。而像这样的外教在沪上各类培训机构比比皆是，有关专家认为，学习英语不要盲目追求外教，因为沪上洋外教中，有不少是“无照营业”。
    一名复旦大学四年级学生为了应付即将到来的招聘面试，参加了一家广告上明文标注全外教授课的英语口语班，但在上课时却只有一名来自英语国家的外教，其他的则是刚刚“镀金”归来的中国留学生，至于问起他们有没有教师资格证书，却都语焉不详。而凡是标注有外教授课的，学费要比中国教师授课的要高出一截，有时翻一番甚至两番。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现在上海除了少数已经建立了一定口碑的语言培训机构外，大多数培训机构的外教都是属于“无照”的“临时人员”。一些培训学校随便找几个留学生、旅游者，给本教材，就开始上课，根本不管这个老外是否有纯正的语音，是否有教学的经验和能力。而且不少外教由于是“临时工”，也很少备课，能力强的就通过自己的能力调动课堂气氛，甚至在上课的时候和学生聊聊家常，就作为口语培训了。能力差一点的，上课前几分钟看一看教材就上阵了。甚至曾经有某培训机构被学生联合炒掉的外教在给学生上课时，每次都要学生提醒上一次讲到书本第几页。
    教育专家指出，别看培训班家家都说自己的外教不是来自北美就是来自英联邦国家，都是“natives peaker”，但实际上有很多外教是非英语国家“出身”。因此，还需有关部门加强规范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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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实际上目前国内只引进了两种外教资格考试证书，在北美国家通用的TEFL（Teach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和TESL证书（Teach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还有在英国联邦国家通用的ACE（Access Certificate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证书。而目前的英语培训市场上，大部分外教不具备这些资格。
摘自  文汇报

昨日接待了从西域旅游归来的故友，谈起了日货，日本在我国西部地区的活动，谈起了这个日本旗形状的大楼，今天在东方早报上看到了这个新闻，感觉十分悲哀，不知道最终的设计是否依然是日本国旗在上面，果真如是的话，真的是国人的悲哀。
=============================================================　　记者昨日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获悉，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总公司”）和上海建工（集团）总公司夺得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大楼的联合总承包合作权，这是中国企业首次获得外资世界级摩天大楼总承包权。
    中建夺得总承包牵头权
    国庆节前夕，一份要求“于10月1日进驻工地”的通知书从日本传真至中建总公司总经理孙文杰手中，这标志着备受瞩目的世界级摩天大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工程经过9个多月的角逐而尘埃落定，中国最大的建筑企业中建总公司最终夺得了该项目联合总承包的牵头权，同时上海建工（集团）总公司夺得该项目联合总承包合作权。
    记者联系了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黄太平主任，对方称暂时不愿意透露更详细的信息。
    总承包价约为39亿元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工程是一幢以办公为主，集商贸、宾馆、观光、展览及其他公共设施于一体的大型超高层建筑，该楼地下3层，地上101层，净高492米（不含楼顶天线等高度），为世界净高第一高楼，该项目的总承包价约为39亿元人民币，场址位于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中心区Z4——1街区，与金茂大厦相距仅40米，地块面积30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77300平方米。
    据了解，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工程的酝酿已近10年，在第一轮竞投中，云集了包括日本清水建筑公司在内的数家跨国建筑公司参与投标角逐。当时，中建总公司准备以合作者的身份参与竞争，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该工程被迫缓期。
    早在1997年，该大厦就开工动建，可始建不久因亚洲金融风暴而搁浅，2003年2月13日举行了复工仪式。
    下月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
    据悉，日本投资方在向世界招标时，中建总公司内部各工程局和上海建工集团等多家企业均报名参与角逐。中建总公司整合内部优势资源，将中建三局、中建二局、中建一局、中建国际建设公司的土建、安装、钢结构、精装饰和总承包管理的精锐之师组成内部联合体参与竞争。在竞争中，中建总公司和上海建工集团逐渐认识到，竞争不如竞合，两败俱伤不如合作共赢。于是，双方高层达成共识：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共进共退。
    目前，中建总公司已正式进入现场，该工程将于11月2日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预计于2007年11月底竣工。届时，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大厦将成为世界级的城市地标建筑。   

坐在马桶上看的 文汇报， 看到头版希拉克给马老献了花圈，就有点奇怪，读了这片才知道原因。
蛮有意思的，业余爱好成为了专家。或许应该抽时间去看看上博。
    马承源先生最近不幸逝世，为怀念这位著名的青铜器专家、上海博物馆前馆长，本报特选登杨澜对马承源的专访，这也是马承源生前最后一次接受电视媒体专访。
    ——编者
    与中国的许多城市相比，上海算不上历史悠久，然而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收藏却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其数量和水准甚至超过了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人们都说，没有马承源就没有上海博物馆如此丰富的青铜器收藏和高水准的青铜器研究。马承源一生的情感都已经与那些两千多年前的图式和铭文浇铸在了一起。
    
    杨澜（以下简称杨）：整个上海博物馆现在成为上海的一个地标，不仅是因为它占据了这么好的一个中心位置，也是因为它独特的外方内圆造型，大家都说它像一个青铜的鼎，那么究竟是以哪一种鼎为版本的呢？
    马承源（以下简称马）：现在大家都说是商鞅鼎，因为外形有点像。另外一点我当时在职的时候，我是研究青铜器的，他们大概想马馆长选择了一个青铜器作为模型放在这里，其实不是的。
    杨：不是的？
    马：不是，与青铜器没有关系。市政府给我们这块地方的时候，就是这样大四方形的，四方就是我们的红线，不能再向外扩张一寸了。
    杨：那你本事也挺大的，要筹措这么多资金把这个馆盖起来恐怕就没有那么简单吧？当时市府给你拨的款足够这个建筑本身的吗？
    马：不，造建筑不能讲拨款的，要拨款的话你也造不成了。我的方法就是战略上重视，战术上藐视，我先想了一套办法出来，让市里能够答应我们。
    杨：您当时怎么想了一个办法呢？
    马：我跟当时的市长说：“我知道市里钱不多，不要马上向你们要钱。你们批个项目给我们，我们把老馆卖掉了，来造新馆，作为启动经费。”市里想了一想，说这个可以答应，同意我们了。结果我们把房子卖了，这里打桩打下去了，房子基础结构什么都造好了，等到空调这种种设施都到了，还没有装配，我们的钱都花完了。
    杨：那怎么办呢？
    马：市政府大楼比我们盖得早，市长在里面办公了。市长每天一打开窗子就看到我们的建筑现场：看我们不施工，人都下来，架子也拆了，没有人了。我们等了两个月，市政府来问，“你们为什么不动工？”我们拿账给他看，我们钱都用完了。
    杨：你这个策略挺好，当时选这块地也是用心良苦，就在市政府对面。
   
    处事灵活的马承源与一般人印象中的文博专家似乎不太一样，他自幼就对文物有着浓厚的兴趣，即使在战争年代，他一面行军，一面还不忘沿途收购钱币。不过，当时的上海还处在炮火的威胁中，小马也只能做一名执着的业余爱好者了。
   
    杨：那你怎么会成为上海博物馆第一个参观者呢？事情有这么巧。
    马：第一个参观者，巧得不得了。那时候我在教育局工作，教育局局长是戴伯韬，戴伯韬是跟陶行知同样有名的一个教育家，他知道我这个爱好。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张上海博物馆开幕的请帖，他说：“小马，这个开幕式就你去吧。”我非常高兴，所以开馆的那一天我去得很早。
    杨：几点钟去？
    马：八点多一点我就到了。那时候博物馆的大门开着，李亚农站在门口。他自报名说他是李亚农，他说：“还没有人来，你是第一个。”结果我的第一次参观是李亚农陪我参观的。
    杨：当时有什么展品特别吸引您的注意吗？
    马：当时已经有不少文物了，原始社会有彩陶，商代西周也有青铜器，那时潘达于捐的大盂鼎、大克鼎已经来了，很有气势。也有一些其他的文物，蛮可看的。
    杨：你当时看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自己将来会一辈子呆在这里与它们为伴呢？
    马：没有没有，根本没有想到。
    令马承源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54年，受到一位资深报人的推荐，他终于进入上海博物馆工作。当时的上海，名门、富贾云集，丰富的收藏大大推动了文物市场的发展，思前想后，马承源决定从神秘而极具史学价值的青铜器入手。
    杨：那您自己不是从这个文物的专业出发的，是从一个兴趣开始的，可是后来您写的《中国青铜器》却成为中国这种考古系研究青铜器方面的教材。从一个业余爱好者成为一个顶尖的专业人士，这中间你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呢？
    马：遇到困难是不少，因为我到博物馆来，是叫我来当支部书记的，我那时二十几岁就当支部书记。
    杨：从事这种宣传和管理工作？
    马：做管理工作，后来我深入研究一下，就是这个两个工作不能兼得。你要做好党的支部工作，这个业务爱好你就要放弃；你业务爱好，不放弃，党的书记，就两者不能兼得。
    杨：所以你在1956年的时候曾辞去党支部书记。
    马：1956年我写了报告给文化局的党委。党委看了非常生气，说：“派你去做支部书记，你不要当啦？！”
    杨：这在当年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
    马：这是属于放弃党的领导，放弃党的工作。
    杨：这个帽子比较大。
    马：升级了，就提得很高了。
    杨：那你那时候心里怎么想的呢？
    马：我就说，先要把业务学好，一切损失在所不计。所以，叫我当保管部副主任。
    杨：实际上您是降级了是吧？
    马：那时没有级不级，没有这个概念的。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保管部副主任管文物征集。一个是文物收购；一个是文物捐赠；还有文物接收。包括青铜器、书画、瓷器、陶器、玉器等其他东西，所有的文物都通过我这个渠道。
    杨：当时五十年代虽然很多私家都有一些收藏，但是那个时候社会还比较安定，不像六十年代有那么多运动和那么动荡，要去向人家征集这些古董的话，是不是也吃过闭门羹吧？
    马：我们一个月要去几次文物商店。广东路有很多文物商店，可是发现我们要征集的东西，被人拿走了。比我们来得早，比如今天这个东西到你店里，他要出卖了，我们约好今天下午两点钟去看的，结果他上午就买走了。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几次。我们要知道这是个什么人，后来听说是李荫轩。
    杨：李荫轩是李鸿章的亲属？
    马：不是李鸿章的直系，是旁系。李荫轩这个人没见过，我们总想见上一面。结果我们一到，他就走了，他也有人给他通风报信的。后来我们打听到他的地址，到他家里，这位先生那一天是化了装出来见我们的。
    杨：怎么叫化了装呢？
    马：他穿了长衫，那个时候都穿人民装的嘛，穿了一双布鞋，布鞋也很旧，长衫也不新。
    杨：你觉得他为什么要这样装扮呢？
    马：他总想掩蔽一下自己吧，显得他不是很豪富，总要装得很低调。但是他这个低调不行，他的房间里边设施都是非常高级的。
    杨：他这个洋房就已经很高调。
    马：出来这样一个奇奇怪怪的打扮。我没有谈买卖青铜器的事情，也没有谈看他青铜器的事情，我们就是谈谈对青铜器的认识。我带了几本书、出版物给他，最后我们真的变成朋友了。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红卫兵抄他的家，下午到他家里面。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说：“我的东西全部捐给博物馆。”
    杨：你说他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

　　尹明善：我始终提倡中国人的精神　　　　尹明善，1938年生于重庆。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在2003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以1.1亿美元列第93位。　　　　不管是富豪或者不是富豪，我始终提倡中国人的精神。由重庆出版社的一个编辑、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发展到拥有今天如此多的财富，我能完成自我适应的过程，首先要依赖这个精神。　　　　1992年开办公司的时候，我只有20万元，9个人。要制造新型摩托车发动机，我一边组织研制，还要一边做生意赚点小钱。现在我的员工已经超过5000人了，去年我们的销售收入做到了40个亿，在摩托车行业当中已经是老大了。这个财富的增长是很让人眩晕的，9个人20万元资金能够走到今天，有时候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胡润排行榜把我排进前百名，对它的准确与否我不加评论。我只知道自己现在很清醒了，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事情。做企业，我看重品牌超过看重利润；做人，我看重名声超过看重财富。你有钱，人家未必就尊重你，还要看你人品如何，有没有社会贡献。我一直提倡民营企业家应该先尽其能、后得其所，有能力的人不仅要自己赚钱，还要健康发展企业，真实地贡献，这才是“得其所”。　　　　我常讲自己是55岁从商，65岁从政，只有富而思进，才算是本分。我还想，在思进之前，先要立德。　　　　我的企业2002年纳税1.25亿元，2001年纳税1.13亿元。原来我不从公司领工资，心想反正都是自己的。去年大家谈论富豪纳税的问题之后，我决定每月从公司领10万元工资，缴完税，剩6万元，供自己的大家庭消费。去年一算，我成了重庆缴纳个人所得税最多的人之一。　　　　我主张做事情要光明正大。　　　　我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当选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这对我肯定是个严重的挑战。一个人的精力、才能总是有限的，又要做那么大的企业，还要那么高的职务，有时候我自己都有一点胆怯。　　　　但是几方面的因素确定了我还是要大胆做下去，首先我觉得党和政府如此信任我，我是一个读书人，士为知己者死，鞠躬尽瘁。这是第一条；第二还得讲方法，我想我当前最要紧的就是培养好我职业经理人的班子。参政议政对我来讲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虽然我个人微不足道，但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好。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政议政，对我们来说，千万要警惕以权谋私。怎么保证不以权谋私，我觉得还是要从制度着手。我们欢迎对我们为官从政的过程进行监督、关注。　　　　我想我确实是个理想主义者，而且是个乐观主义者。碰见困难的时候，最好是少发牢骚，自己想办法来克服，来调整，拼命干自己的事情。我完全同意媒体对于制度建设的呼吁，用制度约束大家，不要去说谎，要守信用。　　　　至于人品层面，很多人都相信为富必不仁，我得说其实未必。我曾经当过工人，车、钳、铣、刨这些我都会，不是天生财迷。要知道在寻求财富的过程里我遇到过多少困难，吃得苦中苦，认准不放松，才寻得了华山一条路。我强调一个中国人的精神，在包容的精神之外，还有一个坚忍的精神。我看这个精神比你有多少财富还重要。有了这个精神，财富这东西就看你想不想要了；可有财富的人，未必有这个精神。　　　　这些年我的角色转换太快。以前应该说是一个文人，后来变成一个大企业家，现在又变成了一个高级干部。这种角色的转换，到今天我觉得还没适应过来，好像歌里面讲的吧，到底是变化太快，还是我自己不明白。　　　　你提到的对，我确实说过，有时候我也很困惑，自己手不能提，肩不能担，凭什么有这么多财富？但我也有所不惑，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讲，“人非不欲自贵，必有奉以为尊，人之公也”。这就是我的不困惑。　　　　王石：我害怕财富背后的东西　　　　王石，1951年生于广西柳州。1983年到深圳自组万科公司，1991年公司上市后逐步转型为职业经理人，任万科集团董事长，个人财富600万元人民币。　　　　我的财产可以算给你：房子值200万，股票大概值200万，存款有200万，全部财产600万。很多人以为我是万科的老板，但我实际是个职业经理人。我是富人不是富豪，其中一个原因是，名利这两个东西，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关系。　　　　财富有其魅力，但决不是每个人都贪图它。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富人朋友，有几百万，捐出很多钱，委托信托公司做慈善事业，还完全没有人知道那笔钱是他出的。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富人，胡润排行榜上没有他，福布斯排行榜上也没有他，可他确实比榜上的一些人更有钱。这类人里南方人居多，为人非常低调，穿着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他坐在你面前，别说你看不出他是亿万富豪，就是说句他有钱你都不相信。　　　　这就是要钱不要名的。像我这种，喜欢名的，注定要舍弃巨额财富，要是想两者兼得，大概就是给自己找麻烦了。甘蔗没有两头甜。　　　　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不只是因为中国的一些富豪可能有某些权力寻租的灰色历史，在国外也是这样。美国的一级富豪天天出镜？不可能。都老老实实地呆在办公室里。　　　　我没有关于财富的困惑，我对它的态度很明朗，但我有恐惧感。钱多不是好事，一些人因此家败人亡、孩子变成纨绔子弟，这个印象在我的头脑里太深刻了。在传统上，都讲中国人勤劳勇敢，而一旦五谷丰登，我们的先人常常要做什么？两件事，一是修祖坟、光宗耀祖，二是娶小老婆。中国传统社会不支持财富拥有者，没有什么富豪是有几代传承的，所谓第一代是暴发户，三代才成贵族，一般中国的财富传不到第三代。我专门查过家谱，从湖北祖籍查到山西，30多代，没出过一个富人。这个家族没有对待财富的经验。我就怕了。如果成了富豪，我会不会修祖坟娶小老婆？我怕自己把握不住自己。　　　　以前我说过准备在2006年以前登遍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然后就结束登山去航海，现在看2003年提前完成登珠峰的任务，整个计划也可以提前了。做到2006年我就退休，就算不离开经济圈子，也注定我永远不会当富豪了。人生最重要的是活得精彩，不在于拥有多少钱。　　　　我的个人消费不算多，也没那么多钱。别的富人，我见过的真正穷奢极欲的也少。奢侈与否，我觉得要看他是什么人。中国的富豪，照我看可以分成三种。一是投机者，通过股市、证券发了大财，这部分人现在表现潇洒的不多。股市发展这么多年，现在问题出来了，他们的财产大部分都缩水了，原来一些非常有钱的人，现在甚至变成了负资产。第二种是权力寻租，他们潇洒，成天呆在高尔夫球场。第三种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民营企业家，他们基本上经历了20年的发展，如今要么都在考虑做大，要么在考虑做全，资本都用在再生产上，现金没多少，而且也没有去奢侈的时间和习惯。像你提到重庆力帆的老尹，他有钱，可我敢肯定他花的还没我多。　　　　在钱的来路上我们注意自己的行为，万科会去搞好各方面的关系，但我有一个底线，不行贿。　　　　我形成这么一种对待财富的态度，有着很深的个人原因。我曾是彷徨少年，到处寻找人生意义。我看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的小说，对里面的暴发户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很久以前就在内心里厌恶那种人。现在的中国富豪里有一些真正喜欢作秀的，比如做慈善事业，没付出多少钱还弄得很光荣，捞形象分，其实还是暴发户的思维。还有些人表示清白，宣称自己不贷款，我告诉你，凡是这样的人其实都是贷不来的。中国企业有这么大的前进空间，哪个敢说自己不缺少发展资金？　　　　对于这些财富背后的东西我是害怕的，自己又喜欢受人关注的生活，那就这么着吧。　　　　张朝阳：财富稳定后，生活就浮现　　　　张朝阳，1964年生于陕西西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作为搜狐公司的创始人，在2003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以2.7亿美元排在第20位。　　　　在福布斯排行榜上我以2.7亿美元排在第20位，这个估算是准确的。我的财产绝大部分在股票上，都是公开的，很好计算。至于现金，我可以说有了一定保证，具体数目还不是很方便谈。现金给了我一个安全感，让我觉得够花了，再怎么着，这辈子还会有这些作保障。工作的压力因此就变成了纯粹的乐趣。　　　　网络低潮时期，我曾经特别敏感。当时搜狐的股价跌到1美元以下，差一点儿就到了31天，被纳斯达克警告。当时情绪很低落。最初我们上市时股价13美元，我自己清楚，公司没有规模，美国股市是把中国的网络股当做一个整体、当成一个概念来看，价格表现不真实。因此开始跌的时候我不是很难受，但是真正看到被摘牌的危险了，就开始担心公司的前途。过了那一关之后情况就比较正常了，网络进入一个发展期，搜狐做起来了，股价反映的就是你公司的发展情况。现在股价再怎么波动也不会有多大的幅度，它跟你的业绩好坏是紧密挂钩的，因此我的财产基本上稳定住了。　　　　我的个人消费情况不方便回答，但我可以说，消费很低，没有豪华的生活。现在还是工作的时间比较多，用于娱乐的时间很少。　　　　由于在媒体的曝光率比较高，我可能给大家留下一个印象，张朝阳爱玩，其实不是。以前搜狐最大的问题是关注度，那么凡是对公司有益的事情我都会去做，曝光率就是这么来的。现在公司已经过了那个阶段，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本分，我也就不参加那么多秀，而且只接受必要的媒体采访。　　　　再有，这也是一个兴趣的问题。以前我对出名兴趣浓厚，现在够有名了，对那些出风头的事情就不是那么感兴趣。最主要的是，现在再秀一下，对搜狐的帮助不是特别大。　　　　我觉得中国的富豪阶层还是应该得到公众的尊重，当然前提是合理合法。这些人能干，比如能抓住机会，这就是好的一面。现在大家谈资本原罪比较多，其实在资本积累时期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们应该尊重历史，考虑当时的情况。既要重视历史过程中的公平性，又要考虑现实和未来的发展，作均衡的考量。　　　　比如说，对待一个早期创业者，他做成功了，那么个人才能和远见起多大的作用，政府的帮助又起多大的作用，应该有客观准确的分析测算。现在因为这些历史纠葛导致了一些问题，我觉得这要求我们的司法制度稳重成熟起来。其实对资本原罪的问题，国外也不是那么苛刻，美国就有很多大赦，这才是我很重视的成熟的态度。　　　　如果我们进行类似的大赦，应该有合乎国情的标准。什么样的不可宽恕，什么样的可宽恕，要恰当。如果相关的司法执行过于严苛的话，那么结果就是人民币外流，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非常坏。　　　　我是依靠经营网络公司获得财富的，没有资本原罪的问题，因此可以说这个话。应该有人来说的话我来说它，我觉得这也是社会责任感的一种体现。　　　　现在我比较重视两个问题。一个是环境污染，我在持续地关注；二是艾滋病的事情，它不像SARS那么受到大众的重视，但它的影响不只是吞噬掉很多GDP。在搜狐网站上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两件事。　　　　至于富豪是不是要做很多其他的事情来尽自己的社会责任，比如投身慈善事业，我觉得那完全是个人的选择。我们已经建立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意识，那么就意味着财产所有者有支配财产的完全权力。一个企业家能够为经济作贡献，创造就业机会，纳税，这才是他的本分。如果不专心做这些，有了钱去捐献，那只是小的贡献。　　　　当初我在美国压力非常大，这个经历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在美国的中国人是很缺乏安全感的，在国内出了问题可以找父母找朋友，在美国工作丢了，你就交不上房租，很多人就因为这个压力大，心脏病暴发就死了。因此搜狐这些年来一直诚惶诚恐，做事情很谨慎。在网络这个行业里，我觉得没有在国外呆过的人胆子特别大，敢赌博，不管结果怎么样，就因为没经历过那种困难。搜狐因为谨慎，现金流一直很好，但也失去一些机会，给竞争对手提供了一些机会。我们的董事会比较西化，对中国不是太了解，我在说服他们时，也不是太推行激烈的方式。　　　　这些年我对财富基本就是这么个态度：谨慎、理性。　　　　现在的情况有些变化，财富稳定之后，生活本身就浮现了。我总是说这句话，缺什么想什么。谁说他不想出名那是假话，人都想出名。不过出了名之后事情又不一样。过去几年里其实我一直就觉得自己最缺时间。吃顿饭要想着打几个电话，喝杯咖啡又要接几个电话，就特别想安静，不被干扰。希望自己不用为工作而违背自己的意愿，特别渴望自主和从容的状态。其实直到一年多以前，我还过着那种生活，要去见无穷多的客户，开无穷多的新闻发布会。那时的原则是公司的目标第一，自己的意愿要妥协。　　　　现在，不是特别大的活动就不用去了，生活比较舒适。这一方面是因为公司发展了，我有了这个资格。另一方面也看得出来，我们的团队成熟起来，每个人可以担当自己的工作。现在我终于可以安静下来了。　　 

        然而，现在我明白，以活几天或几年来计算生命的价值是一个愚蠢的算法；对生命的真实计算只能是如何充分地利用和分配我们的时间，在一定时期内我们能分享多少人生的乐趣。
    我眼中的“巨人”
    最初产生写这部书的想法，又决定采用《假如我能活到五岁》这个书名，完全是因为一个孩子，一个不到五岁的孩子，就是她帮助我度过了一个儿科神经外科医生的最初阶段。她叫内奥米，病危住进我们医院时只有四岁。她患了一种极为复杂的脑瘤，昏迷不醒。
    这是25年前的事。第一次手术后，内奥米恢复了知觉，甚至在绷带还缠着她的头时，她就表现出孩子充满活力的神态。我第一次和她交谈时，她缓缓地抬起自己的脚，以挑战者的口气说：“假如我能活到五岁，我要学会骑两轮车！”
    在等待内奥米恢复体力、准备给她做第二次手术的那些天，我每天都要到她的床边看望她。每次我检查她的病历时，她都要站在床上对着我修改她的计划：
    假如我能活到五岁，我要学会用双扣系我的鞋！
    假如我能活到五岁，我要学会读连环画。
    假如我能活到五岁，我要学会跳绳——向后跳！
    第一次面对这种可怕的肿瘤，我却发现自己从这个仅有四岁的小女孩儿身上汲取了无穷的勇气和胆量。内奥米的精神鼓舞着我，对我而言，那是我事业初创期至关重要的一课，它加大了我的决心，让我从不放弃任何一个救治孩子的机会和可能，不管这个孩子处于何种令人恐惧的状态。
    成人们大都倾向于这样认识和评价孩子：他们是幼小的、脆弱的、易受伤害的。而在我的经验中，他们却是坚强的巨人。
    我们给内奥米成功地做了第三次手术。现在，她已成为一位非常幸福的30岁的女人。她热爱生活，在一家杂货店做记账员。她给我写了封信，自豪地告诉我她在什么地方工作，什么时候到了曼哈顿。她说，她写信为的是向我问好，并让我开心。
    金色的绶带
    人的生命是如此短暂。有时，我必须让自己接受这样的事实：我能给孩子的最好的礼物就是时间，多一个夏天的假日，或多一年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然而，现在我明白，以活几天或几年来计算生命的价值是一个愚蠢的算法；对生命的真实计算只能是如何充分地利用和分配我们的时间，在一定时期内我们能分享多少人生的乐趣。
    劳拉被磁性共振扫描图像检查出她的恶性肿瘤第三次长出来时，我对此感到束手无策，一度陷入困惑之中。再一次给她做手术的确可以为她延长生存的时间，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治愈她，况且她已经经历了两次非常艰难的手术，做过两个疗程痛苦的化疗了。
    和我的许多小患者一样，劳拉从12岁做完第一次手术后，身体的生长不断加速。当别的青少年正沉迷于摇滚歌曲时，劳拉对化疗和放疗已相当精通。她的父母参加我们任何时候的常规会诊，但是劳拉总是为自己说话，并首先作出治疗决定。
    我决定告诉她治疗进程停在哪，并试图了解她接下来想做什么。很久以前我就发现，如果你想和孩子保持任何可信任的关系，诚实也许是惟一可行的方法。我曾经亲眼目睹了最悲惨、最残酷的情景：孩子不顾一切地想要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而他们的父母却感到有必要隐瞒他们，不让他们知道。这样，孩子便不可避免地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并因此而激愤。
    我告诉劳拉我的想法，让她知道再做一次手术可以为她多争取一些时间。她的反应同样直接而坦然：“我要告诉你，弗雷德医生，我对躺在恢复室中，头上缠着纱布慢慢苏醒过来的生活已经厌倦了，我感到很累。化疗也一样，看着我的头发从手中落下，也同样让我伤感。”
    她抬头看了看放在灯箱上的磁振动图像，叹了一口气说：“我告诉你我想要什么，我真的很想在这个夏天回家去骑马度假。如果我同意你再一次给我做手术，这个夏天我还能实现什么愿望呢？我同意再手术，但不要再化疗了。”
    那次的对话是在五月。劳拉很快从手术后恢复过来，便在六月离开医院去度假。七月，我接到了一封她的来信，她告诉我有关她骑的那匹巴洛米诺马的情况及整个夏天她驯马的情形。八月，她又给我写了一封信。这一次，她描述了她获得跳马表演冠军得到绶带奖励时的情况。随信她寄来了一张快照，在照片上，她的胳臂和脖子环绕着闪闪发光的金色绶带。
    九月，劳拉来作复查，她真的让我大吃一惊，她竟避开了父母单独来作复查。她感谢我对她自始至终的治疗，并给了她这个夏天傍晚在夕阳下骑马，早晨牵着马散步的机会。
    最后，劳拉告诉我她的头疼病又复发了。她死于那年的十月。
    患病的孩子往往比他们的父母甚至比他们的医生更早知道自己的最后期限，就像劳拉。他们经常以最实际的态度来获得有限时间所给予的最多的生命意义。
    蝙蝠侠挺进手术室
    对于孩子来说，幻想是他们的第二天性。他们可以披上一块浴巾就变成一个超级英雄；对于我遇到的正为自己的生命抗争的孩子来说，幻想也是他们“武器库”中不可替代的“武器”。
    马休·布罗迪是我的患者，他虽只有四岁，小小的年纪却必须要忍受几次手术和太多身心疼痛的折磨。他是幻想的主人，每天靠幻想把他对现实的恐惧挡在隔离带以外。
    “你是一条鳕鱼，斯密！”手握着小塑料鱼钩的马休喊着。他威胁地对着他母亲挥动着鱼钩，这时，他甚至忘了自己的血管和肌肉渐渐地在身体内萎缩。
    他像许多孩子一样喜欢表演，他最感兴趣的是把自己装扮成超级英雄。
    在马休重返医院做第三次脊髓手术前的那个晚上，他的心被恐惧笼罩着。他妈妈把他放到床上时，他附在她的耳边低语着：“或许我能像蝙蝠侠那样飞走。”几个月来，马休一直央求妈妈给他买全套的蝙蝠侠服装——他是在一个服装店的橱窗里看到这套服装的——它非常昂贵，妈妈一直拒绝为他买这套衣服。那天晚上，她很温和地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所以，在走进医院前，他把全部的蝙蝠服穿在了身上：一顶风帽完全遮住了脸，表现在他脸上的是坚毅和勇敢。全副武装的小蝙蝠侠大摇大摆地走在人行道上，而此时跟在他身后，和他只差几步远的妈妈却眼中闪动着泪光。他骄傲地阔步穿过医院的大门，眼中闪烁着蝙蝠侠永远不灭的沉着和镇定。繁忙的医院大厅挤满了人，他经过人群时许多人大声喊道：“嘿，蝙蝠侠！”非常冷静镇定地，他抬起了手臂，默默地向他们点头致意，因为你们知道，蝙蝠侠很少说话。他毫无疑虑地挺进到手术室。
    这次手术起了很好的作用，马休现在已14岁了。他至今没有放弃他的超级英雄意识，因为现在，他是跆拳道初级黑腰带选手。
    珍妮化作了彩虹
    珍妮在五岁时就被诊断得了恶性脑干肿瘤。从那时开始，她的生活就如同噩梦一般。我只能切除肿瘤的一部分，在手术过程中，她忍受着神经的被损坏，这妨碍了她的语言表达功能、呼吸功能和吞咽功能，我实在不能给她的父母带来任何希望。
    手术后的六个多星期里，珍妮推翻了我所有的预想，她凭着自己有限的说话能力，把这层楼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在了一处。她和平时一样有礼貌，一样坚强，她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每天她都要去儿童娱乐室，以火一样的热情致力于绘画课程，她画中的主题通常是色彩绚丽的鲜花和迷人的彩虹。
    一旦回到了家，珍妮就又回到了她所热爱的生活中了：芭蕾舞、空手道、幼儿园，与朋友和弟弟玩，和家人一起度假，她没有旷一天课，即便在她病情最严重的日子里。
    她病情的缓解期只持续了大约十个月，但是她全家充分利用了这十个月，在珍妮难以抑制的热情支持下，他们尽情享受每一时刻并设法防止他们对未来的恐惧。
    珍妮的病症再一次复发了，我们又给她做了手术。但没什么效果。由于她的健康状况变得越来越糟，她被送进了康复中心。当护士们问她还有什么愿望时，珍妮回答说：“我希望世界到处是彩虹。”
    一周后，珍妮和她的父母回到家，她安然地在她自己的床上离开了人世。
    珍妮的父母创办了一个组织，叫“珍妮彩虹中心”。他们做能满足患儿及其家长的一切事情——家庭护理、热饭、买飞机票——总之，一切能够安慰孩子和家人的事情。这是他们纪念珍妮的最好方式，他们让珍妮的灵魂活在人们的心中。
    摘自《假如我能活到五岁》［美］爱波斯坦、霍维茨著殷宏伟、李金慧译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5月版19.80元       

当年新加坡辩论的主辨手姜丰曾经在央视主持过节目，但是后来不知道去了哪里，今天的文汇报刊登了她为复旦百年校庆而作的一篇文章：
    ●“鬼啊，怎么样啊？”昌建总是这样问我。每次见面，我们互称“鬼”
    ●老师当年说：“所谓‘天若有情天亦老’，社会总让陌生的人相识，让相识的人熟悉，让熟悉的人知己，让知己的人分离。”
    然后，让分离的人牵挂，牵挂的人互相祝福……
    祝福和爱给吾师吾友    
    十一年以后，我看那些照片的感觉是：我们那时候都好年轻啊，穿着为去新加坡参加辩论赛置办的新衣服——在上海有名的培罗蒙量身订做的西服，当时就要一千多元一套，对我们每个队员来说，都是最贵的衣服，脸上有小时候过年穿新衣服的高兴劲儿。当然还有皮鞋，男生的皮鞋一律是黑色的，我的比较特殊，是深紫红色的。套装是藏青色。不知道为什么皮鞋选了这么个颜色，如今我绝对不可能把这样的搭配穿到街上，但那时候心里很美。
    我们身后是复旦的花草，充满了青春和校园的气息。
    张蔼珠老师和俞吾金老师我有多年未见了，每次去上海都是行色匆匆，偶尔停留时间比较从容，又会逢上张老师或者俞老师外出，就这样一再地错过。可无论如何，什么原因，看着照片上亲切、儒雅、慈爱的老师，心下还是会有愧意：这么久、这么久没有捎去一点问候……就是常常会有这样的时候，每每提到、想到什么人，那么多真实的牵挂和想念，但是你就是什么也没做，连个电话都没打，然后这个电话越发拖着——太久没有联系，一个电话成了一件大事，没有一个由头，好像不知道话从哪里说起；而那一份积累起来的惭愧和内疚更是派生出一种情怯。
    凡是关心我是不是辩论的那个叫姜丰的人，在确定了我是以后的第二个问题，通常就是“他们呢？”昌建有时还被单独问到，昌建的名字也是被记住和提到最多的，因为他当年得了最佳辩手嘛。总有人以为我是最佳辩手，我也每每正名：整个比赛只有一个个人奖项，就是这个“最佳辩手”奖，不像选美，除了冠军、亚军、季军，还有“最上镜小姐”奖、“最有人缘小姐”奖、“最有气质小姐”奖什么的；而且“最佳辩手”奖只有一个人获此殊荣，就是蒋昌建。我是一辩手，就是本队第一个发言陈辞的辩手，一辩并不是第一辩手，更不是最佳辩手。
    昌建拿了博士学位留守复旦，现在是国政系副教授。当年辩论刚回来，我们常被问及个人的理想志向等，昌建便说，他的理想是做一名教师，而且他说这话的口气有点老气横秋的。季翔、严嘉，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俩都要做律师——他们都是法律系高材生；学新闻的小兰要当记者；张谦的理想我忘了；我自己说过要做什么，我也忘了。我说的机会也不多，因为我是辩论赛以后第一个毕业的，从新加坡回来不久，就定了去中央电视台。理想多半是拿来展望未来的，是特别学生的一个话题。
    无论如何，我们大家十年前的理想好像都实现了。昌建果然在“做一名教师”，而且是在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复旦；季翔果然当了律师，在北京做拿美元的美国律师，薪水是让我艳羡的水准；严嘉则是在香港的一家法律顾问公司做高层管理；小兰果然在东方电视台当了记者，且是沪上“名记”；理想不明（仅是对我而言）的张谦还在耶鲁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曾有一度辩论队的所有男生都齐聚耶鲁。我后来到剑桥念书，多少也受了这么一点影响。每次和我的队友相聚，除了感情上的交流，总还有种激励人向上的作用。我的队友都非常优秀，使得我也上进起来。
    去年，复旦出版社出《狮城舌战》十周年珍藏本，昌建写了一篇《关于这十年》，以连串的问题为文章做结：
    在剑桥读书的是个女生，我最关心的问题是：她什么时候成家？
    在耶鲁读书的是个男生，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他什么时候回国？
    在电视台的是个女生，我最关心的问题是：她什么时候能够成为中国的丹·拉瑟？
    在公司的是个男生，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他什么时候能在当地买房子？
    在律师事务所的是个男生，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他什么时候能够摸着客户的头，慈祥和坚定地说，你想让我拿什么拯救你？
    昌建的文笔，还有当年辩论做四辩总结陈辞之遗风，让人联想起他那经典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但我注定要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这句朦胧诗本来很有名，被昌建在人性善恶之辨引用后，比原来还要有名。昌建平时松松垮垮，但他一上场就会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这都是我们的教头王沪宁、俞吾金慧眼识珠，当初我们都没看出昌建有这潜力。昌建的表达太好了，以至于我看书看到这段，脑子里全是昌建低沉浑厚的声音将这排比像辩论一样不紧不慢地问出来的滑稽情景，挥之不去。他这问题也如其人，深沉的和浅易的、朴素的和矫情的、浪漫的和世俗的，都浑然天成。此刻我能准确无误地回答的问题只有第一个，答案是下个月。
    这本书，也使我们这些各奔东西的当年的队友又得以小聚。我的最大发现就是大家都没变，虽然季翔、严嘉胖了，昌建长白头发了，我出眼袋了，小兰有成熟的韵味了。也有一种可能是，大家都变了，但故人相聚，大家又回复了十年前的少年秉性。
    呵呵，捧着刚出版的《狮城舌战》十年珍藏本和十年前的《狮城舌战》，我最爱看的是张谦的文章，因为故事最多，写得又机智有趣，他那种不屑掩饰的爱怨情仇都跃然纸上，真真切切；就连谦（我们队友都这样叫他）写的简洁的“大事记”都有声有色，幽默都是沉得住气的，像一个讲段子的高手。比如，6月9日，辩论队集体食物中毒，膳食科领导来探视，送来慰问品，谦称之为“略有所得”；6月15日，俞吾金老师讲哲学，谦以“众皆陶醉，三日不知肉味”来形容；8月7日，张老师给辩论队送鸡汤，谦遂记到：“张蔼珠老师第三次煮鸡汤论英雄，众人闻鸡起舞，美餐一顿”；6月23日，辩论队赴浦东新区参观，谦写到：“姜丰着乡土中国服装，博得浦东打工仔亲善目光”；7月2日，集体上南京路购物，谦称之“颇有‘放风’的感觉。姜丰多次‘失踪’，留恋于花布彩衣柜前，‘众里寻她千百度’”；谦8月19日返湘探亲，“季翔用自行车‘特快专递’，送往车站”……
    和昌建在京沪都见过多次，更多是在电视上见他，好像他上电视比我这个职业电视节目主持人还多。“鬼啊，怎么样啊？”昌建总是这样问我。每次见面，我们互称“鬼”——这是由某教头首创的我们辩论队内部之间的昵称，而背后的典故却记不清了，好像是由“魅力”之“魅”演变而来。十年过去了，昌建的偶像魅力依旧，我也崇拜昌建，是被他的声音迷住的。和嘉嘉在北京、在上海、在香港都见过，嘉嘉还在香港陪我购物、请我吃饭，尽地主之谊；和季翔夫妇还在剑桥见过。最巧的是，平时很少逛街的我，偶尔有一次在北京国贸购物，居然碰到从写字楼下来吃午饭的季翔；更巧的是，今年夏天在上海，我坐的车子从波特曼酒店刚驶出来，车速很慢，抬眼竟看到季翔就在车边走过，和我隔了车门，一尺的距离——才明白什么叫近在咫尺！我激动地在车里大呼“季翔”，也许是车的密闭太好了，季翔根本没听见。才想起来打电话，说：“你正在南京西路波特曼门前走过吧？两分钟前我跟你距离一英尺！”
    而跟我们亲爱的教头们，就没有这么巧合的机缘见面了。
    去年夏天，大家共聚上海，终于见到了林尚立老师。十年过去了，我觉得他一点没变，林老师也说我没变，而十年前的那份亲密也一点没有变。看见林老师，我依然会下意识地想到他的提醒：走路别驼背，说话别皱眉头……我的缺点我都想起来了。如果一直在林老师身边，我的脸上会一点皱纹都没有，走路也不会八字脚。
    我们当年的顾问王沪宁，后来到北京去了，我们就再难见到他。
    最想去看俞吾金和张蔼珠老师，他们两位暑期都不在上海。然而，师生之间情到深处的一份牵挂，是超越了语言的。当人生绝对预料不到的大悲袭来，我们回想当年俞老师坐而论道讲过的哲学，才有了更深、更深的体会……本来该承载爱和安慰的语言，可能会让至亲的人更难受。
    伤感让人不能承受重逢。
    王沪宁老师当年说：“所谓‘天若有情天亦老’，社会总让陌生的人相识，让相识的人熟悉，让熟悉的人知己，让知己的人分离。”
    然后，让分离的人牵挂，牵挂的人互相祝福……
    祝福和爱给吾师吾友。
      ■姜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