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路过读到这篇博客时，也有同样的感觉，思考题：
黄光裕出了问题，有人说是不守规则惹的祸;李彦宏出了问题，有人说是股东要求利益回报逼的，牛根生出了问题，有人说真正的祸首是行业潜规则。但是，当黄光裕、李彦宏、牛根生这样一批人都出了问题?那又是谁的错?难道是制度陷阱?

解密本身无可厚非。可是这榜单也真的太厉害，几乎就是杀猪榜。联想到近日关于国美电器老板黄光裕(27)被捕的新闻，只能怒其不争了。
看看 2002年榜单中那些熟悉的名字都已经进去了。
感谢 Sohu 上的这个网页还忠实的记录了当时的榜单。
首富荣智健，已经因为期货交易，也于最近出事了。
而仰融2001(2)，杨斌2001(3)，周正毅（11），张荣坤(48)，唐万新/力兄弟(27)，顾雏军2001(20)，黄宏生(95)，哈慈集团郭立文2001(29)，托普集团宋如华(77)
都曾经是多么的风光，可惜，好景不长，这张榜单上的名字变化太快。大多数人都败在投资市场中。
贪婪是多么好的注脚啊！

经济危机的阴云短期内不可能迅速散去，在中国提出4万亿人民币刺激经济的同时，最近的坏消息显示，印度进入经济危机的阴影。
Google 的股价跌破 300 美元是朝夕之间的事情，写贴时已经只有 306 美元。
中国的 A 股不大可能走出独立的行情，就算想走的话，也没有这个能力。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实体经济的衰退，继而导致互联网企业倒闭的骨牌效应，这样的情景就会如 2003年 SARS 一样，飞机航班无人乘坐，旅游景点毫无生气，或许，接下来的就真的是战争了。

BBC 上看到这则新闻，只能扼腕叹息了。
衍生品真的是恶魔啊！这零和交易的游戏，那个赢家在哪里呢？
真是生命有限，投机无限啊！

中信泰富股票价格受到拖累
荣智健家族旗下的中信泰富集团投资高风险的累积外汇期权合约损失巨资，发布盈利预警，股价应声狂跌。
中信泰富发布声明称，集团财务董事张立宪和财务总监周志贤私自与香港多家主要银行订立累积外汇期权合约，结果在金融海啸之下导致集团损失155 亿港元。
中信泰富集团的股票星期二（10月21日）在香港股市一路狂跌，跌幅一度超过50%。
张立宪和周志贤被批评没有将有关事件和投资行为向上级通报，已经引咎辞职，中信泰富表示内部调查没有发现二人有欺诈或其他不法行为，因此没有牵涉警方。
中信泰富董事总经理范鸿龄解释，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亚投资的铁矿石项目需要大量澳元以及欧元，张立宪和周志贤投资炒汇是为了减轻外汇波动的风险。
以更为通俗的语言来讲，即是中信泰富在公司需要大量澳元的情况下，投资赌澳元会升值，如果澳元的确升值，则公司虽然兑换澳元成本加大，但会从炒汇投资中有所补偿；而反之如果炒汇失利，澳元下跌，起码公司在兑换澳元方面也可以节省部分成本。
但张立宪和周志贤做主投资的累积外汇期权合约意味着中信泰富与银行签约后，如果澳元汇率不能升到他们与银行事先约定的水平，中信泰富必须定期购入大笔澳元，直到澳元汇率上升到有关水平为止。
而金融海啸下，澳元汇率一再下跌，导致中信泰富亏损不断扩大。
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透露，中信香港已经同意承担部分亏损，同时母公司中信集团也安排了15美元备用信贷，加强公司的流动资金。

有则新闻说浙江的钢材价格大跌。市场化的供求关系在这里得到了最显著的体现。
供过于求则价跌。
股票，房地产，石油应该都是一样的效应。
如果说这场恶果是中国便宜的劳动力引起的，或者其他什么原因的话，那么这只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欧美国家一直躺在中国劳工辛勤劳动的成果上，享受美味，居住在零首付的房子里享受大自然的美好环境，这些都是不平衡造成的。
可以说，中国的30年改革开放，市场化而导致的全球化，让欧美国家在 Made In China 下败下阵来，肯定不是中国单边的错误。
最近石油期货的行情变化可以证明期货市场其实就是一个完全的投机市场，期货价格并不能真实的反映实际的现货价格。这和石油的生产成本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场由次级债风波引起的大萧条，从金融市场延伸到了实体经济，和美国的过度自由有极大的关系。
资产证券化之类的衍生产品和早些年安然公司的能源金融产品虽然不能相提并论，但是衍生产品的风险性在这里足见其风险之高。
所以，国内市场股指期货的上马进程，可能会因为这场危机而延后至少5-10年。
美国这样的金融大国都能因为金融而导致萧条，中国如果不稳定国内的金融体系，焉能防范同样的萧条发生呢？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前些日子有人提出的国有银行股份化而导致的国家的金融安全，实在不是杞人忧天！
2008年四川大地震夺取的多少条人命，而现在的金融危机，夺取的是不可计量的国民财富！

据说这家第五大投资银行要被收购了。
摩根大通银行（JPMorgan Chase）同意以每股2美元的价格（即总价2.36亿美元）收购这家已有85年历史的投资银行。但由于报价过低遭到贝尔斯登公司股东的强烈反对，摩根大通公司3月24日同意将其对贝尔斯登的收购报价提高4倍，由每股2美元调高到10美元，成交金额为12亿美元。
这着实不由得让人想起前些年国内证券公司的艰苦日子。有些因为有地方政府的支持，终于挺了过来，而有些因为缺少政府支持，和政府没有搞好关系，盲目自大，终于在06-07年短暂的牛市来临之前灭亡了。
大鹏，闽发，辽宁，金信，汉唐，天一，第一，华夏，南方，西南，甘肃，青海，富友，2001年时，这些券商是多么的风光的。然而时隔5年，到 2006年时，基本上都已经谢幕。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企业的生命更加短暂，企业中的员工呢？

人生有说不完的感慨。公司的起起落落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公司高层的起起落落。看完这则新闻不禁唏嘘。
别离这家公司已经2年多，时常回忆起刚开始在公司里做网站的岁月，激情荡漾，“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每一天都是新的”，经过莘庄地铁南广场铁道上的高架走廊那种地铁经过时的震动，会感觉到整个上海都在歌唱。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
好景不长，迅速转熊的市场，和落后的管理水平，把公司的经营拖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回忆里的那些东西，永远都只能回忆，不能写出来。

2008/10/6 后记：
高管名单：http://www.cs.ecitic.com/news/NewsContent.jsp?docId=1405268

高通胀时代，如果继续采用低利率的政策，其作用十分的有限。赞同林毅夫的说法：大胆利用利率调控经济。
回到朱镕基时代，或许才能解决当前的物价困境。

看到一条新闻,外资要控股银行。十分的震惊。
国将不国了！

微软这次威胁 Yahoo 了，如果不接受收购要约的话，将降低收购价。在我看来微软收购 Yahoo 只是在市场上消灭一个竞争对手而已，无论是对双方带来的还是对互联网用户带来的都将会是负价值。一个企业一般都是在主业的增长上缺乏强劲的动力时，才考虑多元化，或者加强某一方面的业务，希望这部分业务成为未来的“现金牛”。
然而，收购 Yahoo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企业文化等必须考虑。微软在这场收购战中肯定是输多赢少，就算真的收购成功了，华尔街也不会为它喝彩。

今天整理报纸，这篇好文章记录下来。
如果我们按1600年时哪国能借到大量公债、哪国没借公债将各个国家分成两组，那么你会发现，400年前国库里存银万贯的国家今天基本都贫穷落后，而当年靠发国债发展的国家今天基本都既民主法治，又经济发达。

陈志武/文[1]
本文的全文刊登在《经济观察报》2006年10月23日。其中第一部分曾刊在《证券市场周刊》2006年9月30日。
历史学者可能很难回避中国历史的周期性：平均四五十年农民起义一次，两三百年改朝换代一次。这种规律似乎两千年没怎么变。对中国未来感兴趣的人们自然会问：历史规律还会不会重复？如果不想让它再重复，那又有什么招呢？
当 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对科学技术发展史感兴趣的同仁可能会从军事技术角度来谈，他们也许会说，导弹、飞机、夜视镜已使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几乎不 可能成功，所以那种靠百姓武装革命达到改朝换代的时代已结束。试想，在以矛盾、镰刀斧头为主要武器的年代里，正规军和起义军在武器水平上的确很对称：拿起 镰刀斧头，你的武器就跟政府军旗鼓相当！更何况起义军热情自然高涨而政府军是为别人卖命，那时革命成功的概率肯定不低。但在今天，正规军与老百姓间的武器 不对称已达到极点。原来，地下党可以在白天睡觉晚上活动，但如今的夜视仪已消灭了白天黑夜的差距；原来，后方革命根据地可以长年累月地为革命军提供养兵千 日的条件，但今天的飞机和高精度导弹使这类根据地也成为历史。因此，现代科学技术已使昔日的改朝换代周期无法重演，游戏规则已被重新定义。
而 我们从金融技术角度也能看到，金融技术使得现代国家难以重复过去的改朝换代规律，当然，这不是说金融技术把革命的问题根除了，而是它们可以降低发生改朝换 代的概率。关于金融技术、特别是证券技术对国家治理的作用，以往认识较少，过去我们集中关注金融发展对企业、对家庭的作用，不太注意证券、特别是长期限债 券市场对治理国家的妙处。今天我们就来谈这个题目。
近二十几年持续增长的启示：政府敢于“借钱花”
首先 让我们看一下最近的经历。正是由于现代金融和证券发展，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国家理财策略已从本质上不同于传统中国朝廷的手法，能敢于利用公债市场把未来的 钱借到今天花，也不怕靠财政赤字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这些新的国策使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增长，使社会至今还没有出现不少专家预测会发生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 乱。
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以包产到户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市场激励使中国经济在80年代快速增长，那时的增长是粗放式的，不 需要金融的太多帮助，只需要政府退出经济管制并解放个人的创业权利，让市场发挥作用即可。1981年启动国债，政府开始把一小部分未来财政收入提前到当时 花，当年共发行121亿元的国债和外债，相当于那时政府全年开支的9%左右。但，不管规模大不大，对于一个习惯于反对“借钱花”的社会来说，启动国债这件 事本身就是一种大的观念冲击。
1986年，国家财政赤字达到82亿元，占财政收入的3.9%。如图1所示，那年新发国债138亿元，比上年增长54%。到1988年，财政赤字升到134亿元，占财政收入的5.7%。1989年，国家财政继续恶化，当年新发国债408亿元。
自8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方面来自外资支持的制造业，另一方面来自政府财政和公债支持的基础建设项目。因此，在国家财政恶化的情况下，银行 贷款和公债市场成为经济能否继续增长的两个关键之一。在1989-1991年经济相对低速增长期间，三年共新发国债1245亿元，给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推动 力。结果，GDP增速从1990年的3.8%回升到1991年的9.2%。
1994年，财政赤字上升到575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11%，创历史新高。为了填补赤字并支持发展，当年国家发债1175亿元，也创历史新高。
在1997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世界都在担心中国经济、继而世界经济会被连带拖下水。1998年，国家发债3311亿元，1999年再发债3715亿元。 在1998年财政赤字高达1744亿元（占财政收入的15%）的情况下，这些公债融资让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保持以高于7%的速度增长，并带 动世界经济度过那次危机。
截至2004年底，国债余额为29631亿元，其中内债28803亿元，外债828亿元。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21.6%，低于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也低于美国约70%的国债负担率。2003年国债还本付息总额近3000亿元，约占当年财政收入的14%。
这些国债数据当然不包括国有银行、国有证券公司、国有保险公司以及信托公司的呆坏账，按照一些商业机构的估计，仅银行呆坏账可能在4、5万亿元，是GDP的29%至36%。如果包括这些呆坏账，国家负债在GDP的50%至58%之间。
从1982年到2004年，国债余额的年增速在25%左右。如果再继续按照这一速度增加国债并以此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那么在达到危机线之前还能维持多少年？如果这种持续多年的财政赤字发生在王朝时期，那情况又会怎样？今天的选择跟过去又有什么区别？
朝代时期的发展模式：最大限度地存银子
不 管是宋、明、清，还是其它朝代，各朝都遵循一种基本的财政规律，朝代新起时期都国库储蓄丰盛，随后递减，再后就是财政日益吃紧，赤字越来越不可收拾，致使 最后改朝换代。以往，学者主要以腐败来解释这种周期性规律，基本认为朝代初期腐败不普遍，但正因为中国历来没有对权力的可靠制约与监督机制，随着专制体系 的年龄越来越高，贪污腐败也会越加猖狂，到最后国库空空，迫使朝廷在财政税负上狗急跳墙，然后便是官逼民反，朝廷最终灭亡。——权力失控和贪污腐败肯定是 改朝换代规律的制度性根源，但除此之外还有国家理财策略以及金融技术上的差别。
由于清朝的财政数据相对较多，过去对其研究得也比较细，我 们以清代为例，看看它与当前中国的差别。从统治者的角度讲，他们最怕的应该是在国家出现危机、社会动乱的时候，国库里没钱，财政上入不敷出。事先规避这种 危机风险的手段大致有两种，其一是事先多存钱，往国库中存的越多则越好；第二种手段是靠事先尽最大可能地发展国力，不仅把到手的钱都花完用于发展，而且还 尽可能借钱发展，透支未来的收入先发展。这两种经济国策实际上类似于宋朝王安石、司马光关于开源与节流的辩论，第一种策略强调“节流”，而第二种国策强调 “开源”。过去二十几年中国的发展国策以及美国历年的策略都属第二种，而以往中国各朝的经济方针基本属第一种，这种国策当然也跟儒家理财思想非常一致。
图2 给出了从康熙四十八年（1709）到道光三十年（1850）户部库存银两的变动情况[2]。按照传统儒家评价国家财富的标准，可以说清朝即使在鸦片战争之 后、太平天国起义之前还是非常富有的，这种富有在乾隆后期达到顶峰，1781年国库存银7000万两，到1789年为6000万两左右！1850年时降到 800余万两。太平天国起义对朝廷开支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发生货币危机，但即使在1853至1863年间，户部银库仍然年增19万两。这不多，但对传统 的中国人来说，那至少比今天承担越来越高国债的中国要好，更比今天负债9万亿美元的美国要富有。只不过，正如我此前在本栏谈到的，那种国库财富只是反映过 去收入的钱，它并不能表示清朝未来也会富有。图2基本说明，清朝初、中期往国库积累了大量财富，但从那以后就开始每况愈下，印证了朝代财政先富后贫的周期 性规律。
我们也可从国家财政收支来细看晚清的发展经历。图3给出1838年后一些年份的财政收支情况[3]。据史载，从康熙中叶开始，每 年财政盈余约500万两，乾隆中期以后年均结余在1000万两左右。从图3看到，鸦片战争之前的年度财政盈余也超过500万两，到鸦片战争后的1847 年，财政结余为380万两。甲午战争前的1893年，国家财政结余高达760万两。这些数据说明，虽然按照传统儒家理财观念看晚清的结余可能还太少，但当 时的经济国策从根本上讲极其荒谬，在两次鸦片战争都失败同时又面对日本的威胁下，朝廷不仅不想法把未来的收入透支来加速发展国力，反倒还一心放在“节流” 上，只想到往国库多存钱。结果是，国力相对其它国家继续衰退。
清朝财政赤字的真正起点是甲午战争之后，1896年赤字高达1292万银两，1899年为1300万两[4]。义和团运动带来的庚子赔款大大冲击了清政府的财政，1903年的赤字高达3000万两！此后的清代朝廷债务缠身，一直到1911年灭亡之前仍然如此。
两种国策，两种结局
谈 到这里，我们不得不看到，今天的中国和清朝中国所采用的两种经济国策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局。在传统中国财富观念的主导下，清朝的国策是以最大限度存银子， “节流”。在1896年之前的两个半世纪，清朝的财政基本都健康，少有赤字，按传统的标准那时的中国应该很强盛。但实际的结果是它不堪一击，清朝很快垮 了，守财丧命。
相比之下，在当代中国，自1982年开始，不仅年年有财政赤字，而且赤字由当年的18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2916亿 元，财政赤字占GDP之比由1982年的0.33%上升到如今的2.5%。正如前面讲到，在此期间国债也从几乎为零增长到今天的2.9万多亿元国债余额。 这种靠赤字推动发展的经济国策当然有悖于传统中国的儒家理财观念，但有了这些赤字和国债之后，今天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反而比任何时代都强。两种国策，两种结 局，这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依照James Macdonald在《A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 The Financial Roots of […]

金岩石先生的这篇文章 可以说有点惊世骇俗。但是其中的理念却是不无道理。
股市泡沫的价值发现功能
2007年04月09日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
□金岩石
市场中人，包括许多专家在内，几乎都把“泡沫”视为股市的天敌，却很少有人界定过“泡沫”的涵义及其生成机制。其实，股市和泡沫如孪生兄弟，华尔街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就叫作泡沫制造业“bubble maker”。当我们把市净率和市盈率作为价值发现的指标时，两类数量概念出现了：一个是账面值，另一个是市值；一个是真金白银，一个是未来预期。华尔街经营预期，调动市场情绪，从而把静态的资产和收益变成了动态的预期和成长，造就了现代证券市场，所以我们说，“做市”（Market Making）是当代投资银行家的绝技，也有人说这就是“价值发现”。
股市泡沫的源头是证券市场能够把一块钱的东西卖出天价，因此一定是泡沫越大，证券化的动机就越强，优质资产注入股市的机制就越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股市泡沫的“魔力”。证券化的资产注入一定是源于市值高于净值，市场预期高于实际盈利，而高多少是合理预期，高多少是股市“泡沫”？却永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行为金融学界定“普通人”和“投资人”的差别时发现，人一旦变成投资人，就必然出现一些普通人所没有的“行为缺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痛恨遗憾”（Aversion to Regret）,投资人最厌恶的是错失良机，看到想到而没有买到的赚钱机会常常使他们追悔莫及，乃至痛心疾首。情绪和预期在投资人身上都来自于信息，把信息的传递机制纳入模型，会发现股市信息的传递链条必然产生放大和失真，姑且译为“信息功放”（Information Cascade）：某甲赚钱了，某乙问之。答曰：不多，（赚了）百来万而已，才十几倍。某乙告知于某丙，某甲百余万赚了十几倍！某丙惊呼：发了！上千万了！！（一个十几万的账户就变成千万亿万了）如此再传递下去，结果可想而知。
牛市奔腾，一定要有人吹泡，有人注资。泡沫越大，注入越多，就会形成信息功放的良性循环。股市泡沫的价值发现功能概源于此，当然不是仅此而已。痛恨“泡沫”的专家学者通常是一些自诩清高而不屑参与股票投资的人，所以说些外行话也不足为怪。投资人更非圣贤，又身在其中，通常也是在熊市来临之时才会疾呼泡沫可恶。“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各国的经验证明：泡沫只有在破灭之时才会消失（Bubble disappears only when it burst）。所以格林斯潘老前辈主政多年，却始终反对采取任何措施去消除资产泡沫，只是采取措施减少股市或房市的泡沫破灭所造成的损失。在投资人和市场的博弈之中，信息功放的失真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注入股市的资产绝不可能都是优质资产，常常是通过股市泡沫的洗涤之后才变成优质资产的。人们热烈追捧的银行股就是一例，当年如果不是因为坏账缠身，国有银行怎么会选择股票上市？如果没有上市的公开透明，银行股又何来今日之“金光四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