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的是非这篇文章讲述了 商业上的健忘症，看过这篇文章愈加感觉到阅读历史之重要。
不过，看看如今的金融海啸，我们就知道商业人士多么健忘了。卡罗尔等人研究了1981年至2005年之间750家美国知名大企业的失败经历，发现有近一半 的企业本不该是如此下场。这些原本可以避免的惨败，大多数是由企业战略本身的缺陷所致，而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由于执行不力才造成的，基于这个研究，他们撰 写了《大企业搞垮自己的七种战略》。除了前面提到过的“金融工程战略”中的一些缺陷外，文中还点出了其他一些我们想当然认为合理的战略中可能隐藏的缺陷。 比如，向邻近市场扩展一定可行吗？邻近市场所需的专业技能要求与原有业务的能力差距是否比我们所想的要大得多？我们是否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对客户的控制能 力？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对我们寻常的战略思维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文中，作者还提出了一个防止决策者们丧失客观判断力，从而导致战略冒进的一个流 程和方法，相信值得大家借鉴。
金融工程带来的灾难已经足够多，衍生品就是七种战略之一。所以成功的商人首先是很有文化的人。
制度本身其实不存在好坏之分，坏的是执行的人。在这篇题为：“浙江绍兴规定新聘教师买房才能转为事业编制”的新闻中，有这样的一句话：
杭州和宁波对一些干部子女能加20分，为什么绍兴县给人才加分就不可以呢？”李建忠情绪激动。
如果这句话是事实的话，不知道政府机关哪里来的特权，能给干部子女加分？温家宝总理是否要拍案大怒了！
姑且是不是事实，这位教育局的局长助理，抛出这样一句话作为理由来回答记者，可见政治素质还不够。
腐败的不是体制，而是执行的人。这些腐败的心灵，怎么能坐上教育局的位置去指挥教师？
新浪新闻的消息，杭州的这家开发商在
2007年9月27日开盘使用的户型图册宣传资料中，印有“西湖8号公馆距西湖仅200米”或“距离西湖约200米”的字样。
而杭州市物价局委托杭州市勘测设计研究院测定，西湖名苑1号楼区块实用征地面积线距离西湖现状石坎上沿线的最近路行距离为677．8米 。
因为这 477.8米的”误差”，该开发商被罚 15万元。 杭州市物价局够顶真的。可是这区区15万对开发商来说，或许是最便宜的广告了。
不知道这是不是故意设的局。
“《天下女人》是我们着力开发的一个3C 商业模型，就是从内容到社区再到商业。”杨澜说。
Content -> Community -> Commerce 演变应该是大多是依赖广告生存的互联网公司的唯一模式。无非是内容有不同，社区的性质不一样，商务自然也不同。
旺旺网育儿论坛 据说是一个不错的社区，里面已经有一些店面，但是盈利状况不得而知。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
今日阅读这个” 管理者的自省：用三流人才赚一流的钱” 的帖子，想起前老板有同样的理论，有时候是一种奢望。能把三流人才凝聚成一股绳其实还是老板的本领。老板有强大的个人魅力和营造“凝聚”文化的能力才能赚一流的钱。
所以要让那些发现别人缺点的眼睛转变成自省的态度， 更重要的还是脚踏实地，谦虚，再谦虚。
自己认为这么多年走过来一直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希望是厚积薄发或者后发制人，当然也不是去制什么人，而是一种丰富的体验，宽容的心态去对待周围的一切。虽然自己不能成为佛陀，但还是努力的朝着这个方向走。 读完这篇文章，感概很多，於我心有戚戚焉。
要相信积累的力量 你要相信积累的力量。还有，就是诚意、善意的力量。在你能力范围内，善意友善地对别人，善意友善就像空气一样是会流通的，到时会有正面的能量还给你。有一 种力量叫爱，当你能为别人寻找自我、表达自我提供帮助时，你的价值也会得到体现。人要学会自己成长，把成长作为人生目标去完成，你就离成功不远了
杨澜引用歌德曾说过的“每个人都想成功，但没想到成长”的话说，成功其实是向某个目标前进的过程，是在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态度。“成功在人生当中只有一两个点，它是外在，由别人去评论；而成长是个持续的过程，是内在，在内心愉悦存在。说起成功，每个人都担心失去，而成长是自己的，虽缓慢成长，但却充满自信。”
可以说管理就是沟通。然而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独树一帜，认为沟通并不一定是好事。 然而，读完文章其实可以这样理解，用行动本身来说话，其实也是一种沟通。
领导力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平等社区， 行动这种无声的沟通，其效果肯定要好于那种只会指手划脚的蹩脚领导。
这就是我们的很多国企搞不好，“管理”不好的原因。
沟通不畅，焉知非福？
2007年05月29日10:04
让我们消除误会，摈弃陈见，坐下来，面对面，敞开心扉地谈一谈，至少能够包容彼此不同的意见。这可是各种研讨会、书籍、导师和顾问通常为促进沟通开出的药方。
这也正是乔治•弗兰克斯(George Franks)牢记的建议。弗兰克斯说，他的顾问建议他每次和新老板谈话时，都以“我能帮上什么忙吗？”作为开始和结束语。结果，这惹恼了他的老板，因为这句话暗示老板需要帮助。
弗兰克斯说，“我的老板对此非常恼火，他开始把所有没人愿意做或者没人在做的项目丢给了我。他见我的时间更少了。”
坎迪•弗雷森(Candy Friesen)则听取了这样的建议：解释别人的话，表示她充分理解了其中的含义。这么做的效果也不怎么样。每当她这么做的时候，弗雷森说，“我似乎都在引起憎恶或敌意。”
所有这些指导书似乎都漏掉了一点：和你谈话的那个人或许不喜欢别人重复阐述自己的想法。
在商务咨询行业，有一个解决问题的万能灵药，通常那就是更好的沟通。沟通的障碍很容易找到──而且俯拾即是。调查问题的政府委员会总是会发现沟通障碍。父母、青少年，甚至是蹒跚学步的婴孩也是如此。战争也因为沟通不力而爆发。
建议别人加强沟通不会有错。不过有时候，消除误会的努力并不是依靠那些五步、七步或十步计划就能见效的。人与人之间有一些问题很难驾驭。如果你碰到的是一位很容易得罪的经理、一位不加思索的反对者，抑或就是一个──客观地说──疯子，那么即便是天才的沟通也无济于事。而且如果有人厌恶你的机智，那么巧妙的沟通也不一定会收到成效。
达特茅斯塔克商学院(Dartmouth’s Tuck School of Business)企业沟通教授保罗•阿根提(Paul Argenti)说，“如果存在人际关系问题──尤其是那个人不喜欢你，那么与他加强沟通根本没有用。实际上，这么做还会产生负面作用，因为这个人会利用你的立场来针对你。”
他说，电子时代的即时通讯令沟通更加频繁。但有时侯，不沟通反而更好，“尤其是你知道情况将发生变化或可能发生变化的时候。”
不能把责任全都推到商业顾问身上。无差别的速成解决方案还是有听众的。而在办公室里，人们通常在开会时交换意见，而此时言语经常被误认为是行动。
雪上加霜的是，有些人经常重复显而易见的道理，比如“倾听才能增进理解”。
不过，增进沟通的建议常常显得过于敷衍。比如，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在《正面思考的力量》(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一书中表示，“选择快乐好了。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做到的事。”（更容易得到快乐的秘诀：大幅降低你的预期。）
还有一些人表示，将所有事情都归咎于沟通问题显得过于敷衍了。克劳迪娅•麦特西斯(Claudia Mattheiss)遇到过一个老板，总是告诉她“永远不要隐瞒”自己的任何想法和感受。
麦特西斯的老板曾要求她找出员工惴惴不安的原因。她与同事们交谈得越深入，越发现是她的老板──一个不可接近、睚龇必报的人──把所有人都吓得六神无主。于是，麦特西斯小心翼翼得把自己的想法照实说了出来。
“她差点儿炒了我，”麦特西斯回忆道。“她说我完全越了界。”她和老板的关系就此一落千丈。
麦特西斯说，“有句话叫对牛弹琴，还有种说法就是把某件事情‘说死’。而有时侯，最好用行动说话。”
Jared Sandberg
Web 2.0 其实是一种体验，这种体验经济下的 Long Tail 能保证一种模式的 sustaining grow。 而价值始终就是在未知的地方。
不确定性就是价值！
社交网站不会是昙花一现，但是这不能保证MySpace，Facebook或者目前的其他网站会成为最终的赢家。
虽然每个社交网站都有自己的特色，但基本上每一家都依赖于用户所提供的内容。例如用户张贴的个人信息，与朋友或其他志同道合的人之间建立的网络联系。绝大多数的用户都是免费登录的，网站的资金来源是广告收入。为了吸引广告商，新网站往往提供很大的折扣，由此利润估价变得难以捉摸。至于他们何时有能力抬高价格，都不明朗。
在不到三年前还没有所谓的社交网站的概念，而如今炙手可热的社交网站MySpace就是在这短短的三年时间内不断升值，已经达到了令人咋舌的150亿美元。是这样吗?我们又该如何看待10月9日谷歌(Google)出价16亿美元收购YouTube呢?
据报道Yahoo有意收购比MySpace规模小很多的FaceBook，出价达9亿美元或更多。这个由一个22岁年轻人创办的网站真的值这个价钱吗?也许值。又或者这只是网络泡沫经济时代的续集。当这股热潮消逝之后，也许MySpace，FaceBook，YouTube–10月9日谷歌(Google)16亿美元出价的接受者——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互联网新贵们就会随潮流而远去。
“这些公司之所以难于估价，是因为它们离开估价中所预测的那种收入还差很多很多年呢。”沃顿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安德鲁·梅特里克(AndrewMetrick)说道，MySpace要达到150亿美元的估值“就意味着它所拥有的用户人数要远远超过现在的数目”。
虽然每个社交网站都有自己的特色，但基本上每一家都依赖于用户所提供的内容。例如用户张贴的个人信息，与朋友或其他志同道合的人之间建立的网络联系。绝大多数的用户都是免费登录的，网站的资金来源是广告收入。为了吸引广告商，新网站往往提供很大的折扣，由此利润估价变得难以捉摸。至于他们何时有能力抬高价格，都不明朗。
这一问题的关键，在沃顿商学院的会计学教授罗伯特W·霍尔索森(Robert W.Holthausen)看来，是缺乏那些能被导入标准估价模型的信息，“在收入分析和成本结构方面，你能获取的数据很少。”
对以广告收入为生的网站进行估价特别困难，因为即使相同的数字——诸如用户数或者网页浏览量——可能由于广告商的计价方式不同产生不同的结果。霍尔索森补充道。“广告费多久支付一次?是只要广告出现在页面上就付费?还是要获得点击才算?”同样的，每个用户的价值不尽相同。这取决于用户愿意花费多少，以及他的购买喜好。最后，霍尔索森指出，如果一个网站拥有一项独占的技术，而不是仅仅提供竞争对手可以轻易复制的服务，那么其价值会更高。
MySpace预计估值150亿美元这一数据是由RBC Capital的分析师乔丹·罗恩(Jordan Rohan)在9月末发布的，他当时刚与福克斯互动(FOX Interactive)进行了一次会晤，福克斯互动是新闻集团旗下的一个公司，在一年前以当时的天价5.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MySpace的母公司Intermix Media。罗恩积极评价了MySpace惊人的成长力——它现在已经拥有9000多万活跃用户，比一年前翻了一番，这一点对广告商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近期，该网站又以9亿美元与谷歌达成一笔交易，在网站展示搜索结果并支持广告链接，历时三年。在作出150亿美元的预期估价时，罗恩提到了谷歌，谷歌同样倚重于广告收入，其市值达到了1200亿美元。
但是谷歌是一个合适的参照物吗?毫无疑问，谷歌在搜索引擎服务方面是佼佼者，而MySpace只是一个新兴领域中众多你追我赶的竞争者中的一员。谷歌已经有了一份已被证实的利润报告，而MySpace却没有。
此外，即使谷歌的1200亿美元的市值也有非理性的成分，因此作为参照系有误导性。谷歌的股价大约是年收入的55倍，差不多是标准普尔500家公司平均市盈率的三倍。如果MySpace也以55倍于收入来计算，那么MySpace要达到年利润额(annual profit)2.7亿美元，才能被估值150亿美元。而今年它的预期收入(revenue)只有2亿美元，MySpace能在三年里达到那样的利润率吗?看起来差距很大。
再来看看FaceBook的一些数据。据报道，去年1月，年仅22岁的Facebook创始人马克·祖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拒绝了维亚康姆(Viacom)7.5亿美元的出价，据报道，他的报价是20亿美元。据说，今年秋天他会慎重考虑雅虎的9亿美元的出价。考虑到网站是在2004年刚刚建立的，目前用户数也不过900万，这些出价不是小数目。网站年收入(revenue)预计达到约5000万美元，但是有些专家估计很快会翻番。如果FaceBook以55倍的收入来估价，那么它要达到1600万美元的年利润(profit)才能证明一个9亿美元的估价。
现金流贴现
当然，在社交网站领域有不少成功者，那些早已获得巨额收入的网站在和那些不太知名的竞争者的竞争中抢得了先机。“收入有不少，”梅特里克指出，就这一点来说，FaceBook和那些网络泡沫时代的公司是不同的。“在1999年有很多互联网公司是没有收入的……如果你相信它能不断成长的话，那个‘9亿美元的估值’也不算太疯狂。”但是，他补充道：“历史上也有很多类似网景公司的例子，成长——然后最终失败。”
市值估价方式目前专门用于上市公司——向公众出售
股票的独立企业。而且这种方式最合适用于评估当前价值，而不是未来价值。分析师们也喜欢把公司的未来作为估价的考虑因素，通过现金流的贴现计算得出评估值。从本质上来讲，这种方法就是分析今后数年的预期收入，扣除相应的成本费用，最终得出“自由现金流”。然后，根据不同的利率假设来计算未来收入在今天的价值。
但是，分析师永远不能保证任何公司未来收入和费用的准确性，对于一个新兴行业中的新公司，这样的问题更为突出。梅特里克指出，任何估价模型的假设都是基于至少六至七家竞争公司的经验研究。但是在社交网络这个新领域里没有很好的同业数据可供参考。
在传统行业领域，分析师评估公司价值时通常会基于一些比率数据，例如，收入乘数。“但是问题是，你在假设这些估值都是合理的。”霍尔索森认为，对于新兴行业的预期往往不合理。在网络经济的泡沫时代，即使是那些有真实收入的公司，对其价值的评估也远远超过了标准分析的范围。他补充说：“你必须完全放弃以往的信念。”
沃顿商学院的市场营销学教授彼得·费德(Peter Fader)认为，当泡沫破灭后，对幸存者的评估会变得更为理性，利用标准方法就可以很简单地进行估价。那些经营普通商品贸易的上市公司尤为如此，比如网上书店亚马逊(Amazon)和拍卖网站亿贝(eBay)。它们的股价分别是各自收入的45倍和39倍。
“你会发现亚马逊不会像过去的互联网股票那样那样被过高估价。”他说，“但是这些社交网络站点可是一片未知地带。它们不像那些搜索引擎类网站，你可以根据客观的标准来进行比较。”他所指的是比较成熟的公司如谷歌和雅虎。
还有一些未知的因素：社交网站怎样能够很好地保持现有的用户?曾经有一个网站Friendster在几年前风光一时，然后很快就萎缩了。但另一方面，用户在向网站上传信息和图片时，在建立朋友圈共享电子文档的时候，都有可能经历很多麻烦。他们不会像轻易转换网上书店那样随意地在社交网站之间搬家，因为他们曾经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在我看来这一类型的网站有一定程度的粘合度。”霍尔索森说。
建立在关系网络上的产品
梅特里克相信社交网站不会是昙花一现。但是这不能保证MySpace，FaceBook或者目前的其他网站会成为最终的赢家。费德同样相信社交网站会继续存在，但是他认为这些网站最佳的生存方式不是以独立网站的形式存在，而是成为某些其他类型的网站为了吸引用户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因此，也许胜利者会是那些包含了社交功能的其他网站。或者将会出现新的网站，又或者现存的社交网络站点扩充了它们的功能。
许多网站可能最终都会像MySpace那样被诸如新闻集团之类的大型上市公司所收购，新闻集团是鲁珀特·
默多克(Rupert Murdoch)创办的巨型跨国媒体集团。新闻集团的部分战略是：让广告商把用户链接到一些与关系网络有关的产品，例如电影或音乐团体。比如，在MySpace上就有一百多万支乐队的信息。
如果MySpace的案例成为一种典范，那么社交网站将会变得与传统的互联网泡沫公司不同，那些公司希望在保持独立的同时通过上市获得大笔现金。但是当这种可疑的公司是一个更大规模的公司的一部分的话，所面临的风险就会有所不同。沃顿商学院的金融学兼职教授约翰·R·珀西弗(John R.Percival)说，“这有点像石油和
天然气行业。风险可能没你想象的那么大，因此很高的估价也就不足为奇。”
他说，一家小型的独立油田勘探公司在勘探油井时面临巨大的风险，因为很可能是一口枯井。与此相比，油价的波动和需求造成的风险相对较小。但是对大型的油田勘探公司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它同时在挖掘许多油井。这里或那里出现一口枯井并不要紧，但是油价和石油市场的需求变动对它造成的影响反而比较大。
社交网站对他们的创始人和早期的风险投资公司来说可能是有风险的，但是他们给市场所带来的风险可能不及上世纪90年代末科技公司对当时市场的冲击来的大。“如果你在这方面投资了一点，在那一方面也投资了一些。”珀西弗说，“风险就不会有你想象的那么大。”
回忆起六年前的第一次网络泡沫时代，费德指出：“我们所有人在回顾以往时，总是禁不住大笑，然后说我们不会再那么傻了。但是历史却很容易就循环重现。”
[本图文由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下属的沃顿知识在线(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授权刊登，有编辑]
今天整理报纸，这篇好文章记录下来。
如果我们按1600年时哪国能借到大量公债、哪国没借公债将各个国家分成两组，那么你会发现，400年前国库里存银万贯的国家今天基本都贫穷落后，而当年靠发国债发展的国家今天基本都既民主法治，又经济发达。
陈志武/文[1]
本文的全文刊登在《经济观察报》2006年10月23日。其中第一部分曾刊在《证券市场周刊》2006年9月30日。
历史学者可能很难回避中国历史的周期性：平均四五十年农民起义一次，两三百年改朝换代一次。这种规律似乎两千年没怎么变。对中国未来感兴趣的人们自然会问：历史规律还会不会重复？如果不想让它再重复，那又有什么招呢？
当 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对科学技术发展史感兴趣的同仁可能会从军事技术角度来谈，他们也许会说，导弹、飞机、夜视镜已使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几乎不 可能成功，所以那种靠百姓武装革命达到改朝换代的时代已结束。试想，在以矛盾、镰刀斧头为主要武器的年代里，正规军和起义军在武器水平上的确很对称：拿起 镰刀斧头，你的武器就跟政府军旗鼓相当！更何况起义军热情自然高涨而政府军是为别人卖命，那时革命成功的概率肯定不低。但在今天，正规军与老百姓间的武器 不对称已达到极点。原来，地下党可以在白天睡觉晚上活动，但如今的夜视仪已消灭了白天黑夜的差距；原来，后方革命根据地可以长年累月地为革命军提供养兵千 日的条件，但今天的飞机和高精度导弹使这类根据地也成为历史。因此，现代科学技术已使昔日的改朝换代周期无法重演，游戏规则已被重新定义。
而 我们从金融技术角度也能看到，金融技术使得现代国家难以重复过去的改朝换代规律，当然，这不是说金融技术把革命的问题根除了，而是它们可以降低发生改朝换 代的概率。关于金融技术、特别是证券技术对国家治理的作用，以往认识较少，过去我们集中关注金融发展对企业、对家庭的作用，不太注意证券、特别是长期限债 券市场对治理国家的妙处。今天我们就来谈这个题目。
近二十几年持续增长的启示：政府敢于“借钱花”
首先 让我们看一下最近的经历。正是由于现代金融和证券发展，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国家理财策略已从本质上不同于传统中国朝廷的手法，能敢于利用公债市场把未来的 钱借到今天花，也不怕靠财政赤字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这些新的国策使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增长，使社会至今还没有出现不少专家预测会发生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 乱。
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以包产到户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市场激励使中国经济在80年代快速增长，那时的增长是粗放式的，不 需要金融的太多帮助，只需要政府退出经济管制并解放个人的创业权利，让市场发挥作用即可。1981年启动国债，政府开始把一小部分未来财政收入提前到当时 花，当年共发行121亿元的国债和外债，相当于那时政府全年开支的9%左右。但，不管规模大不大，对于一个习惯于反对“借钱花”的社会来说，启动国债这件 事本身就是一种大的观念冲击。
1986年，国家财政赤字达到82亿元，占财政收入的3.9%。如图1所示，那年新发国债138亿元，比上年增长54%。到1988年，财政赤字升到134亿元，占财政收入的5.7%。1989年，国家财政继续恶化，当年新发国债408亿元。
自8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方面来自外资支持的制造业，另一方面来自政府财政和公债支持的基础建设项目。因此，在国家财政恶化的情况下，银行 贷款和公债市场成为经济能否继续增长的两个关键之一。在1989-1991年经济相对低速增长期间，三年共新发国债1245亿元，给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推动 力。结果，GDP增速从1990年的3.8%回升到1991年的9.2%。
1994年，财政赤字上升到575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11%，创历史新高。为了填补赤字并支持发展，当年国家发债1175亿元，也创历史新高。
在1997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世界都在担心中国经济、继而世界经济会被连带拖下水。1998年，国家发债3311亿元，1999年再发债3715亿元。 在1998年财政赤字高达1744亿元（占财政收入的15%）的情况下，这些公债融资让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保持以高于7%的速度增长，并带 动世界经济度过那次危机。
截至2004年底，国债余额为29631亿元，其中内债28803亿元，外债828亿元。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21.6%，低于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也低于美国约70%的国债负担率。2003年国债还本付息总额近3000亿元，约占当年财政收入的14%。
这些国债数据当然不包括国有银行、国有证券公司、国有保险公司以及信托公司的呆坏账，按照一些商业机构的估计，仅银行呆坏账可能在4、5万亿元，是GDP的29%至36%。如果包括这些呆坏账，国家负债在GDP的50%至58%之间。
从1982年到2004年，国债余额的年增速在25%左右。如果再继续按照这一速度增加国债并以此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那么在达到危机线之前还能维持多少年？如果这种持续多年的财政赤字发生在王朝时期，那情况又会怎样？今天的选择跟过去又有什么区别？
朝代时期的发展模式：最大限度地存银子
不 管是宋、明、清，还是其它朝代，各朝都遵循一种基本的财政规律，朝代新起时期都国库储蓄丰盛，随后递减，再后就是财政日益吃紧，赤字越来越不可收拾，致使 最后改朝换代。以往，学者主要以腐败来解释这种周期性规律，基本认为朝代初期腐败不普遍，但正因为中国历来没有对权力的可靠制约与监督机制，随着专制体系 的年龄越来越高，贪污腐败也会越加猖狂，到最后国库空空，迫使朝廷在财政税负上狗急跳墙，然后便是官逼民反，朝廷最终灭亡。——权力失控和贪污腐败肯定是 改朝换代规律的制度性根源，但除此之外还有国家理财策略以及金融技术上的差别。
由于清朝的财政数据相对较多，过去对其研究得也比较细，我 们以清代为例，看看它与当前中国的差别。从统治者的角度讲，他们最怕的应该是在国家出现危机、社会动乱的时候，国库里没钱，财政上入不敷出。事先规避这种 危机风险的手段大致有两种，其一是事先多存钱，往国库中存的越多则越好；第二种手段是靠事先尽最大可能地发展国力，不仅把到手的钱都花完用于发展，而且还 尽可能借钱发展，透支未来的收入先发展。这两种经济国策实际上类似于宋朝王安石、司马光关于开源与节流的辩论，第一种策略强调“节流”，而第二种国策强调 “开源”。过去二十几年中国的发展国策以及美国历年的策略都属第二种，而以往中国各朝的经济方针基本属第一种，这种国策当然也跟儒家理财思想非常一致。
图2 给出了从康熙四十八年（1709）到道光三十年（1850）户部库存银两的变动情况[2]。按照传统儒家评价国家财富的标准，可以说清朝即使在鸦片战争之 后、太平天国起义之前还是非常富有的，这种富有在乾隆后期达到顶峰，1781年国库存银7000万两，到1789年为6000万两左右！1850年时降到 800余万两。太平天国起义对朝廷开支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发生货币危机，但即使在1853至1863年间，户部银库仍然年增19万两。这不多，但对传统 的中国人来说，那至少比今天承担越来越高国债的中国要好，更比今天负债9万亿美元的美国要富有。只不过，正如我此前在本栏谈到的，那种国库财富只是反映过 去收入的钱，它并不能表示清朝未来也会富有。图2基本说明，清朝初、中期往国库积累了大量财富，但从那以后就开始每况愈下，印证了朝代财政先富后贫的周期 性规律。
我们也可从国家财政收支来细看晚清的发展经历。图3给出1838年后一些年份的财政收支情况[3]。据史载，从康熙中叶开始，每 年财政盈余约500万两，乾隆中期以后年均结余在1000万两左右。从图3看到，鸦片战争之前的年度财政盈余也超过500万两，到鸦片战争后的1847 年，财政结余为380万两。甲午战争前的1893年，国家财政结余高达760万两。这些数据说明，虽然按照传统儒家理财观念看晚清的结余可能还太少，但当 时的经济国策从根本上讲极其荒谬，在两次鸦片战争都失败同时又面对日本的威胁下，朝廷不仅不想法把未来的收入透支来加速发展国力，反倒还一心放在“节流” 上，只想到往国库多存钱。结果是，国力相对其它国家继续衰退。
清朝财政赤字的真正起点是甲午战争之后，1896年赤字高达1292万银两，1899年为1300万两[4]。义和团运动带来的庚子赔款大大冲击了清政府的财政，1903年的赤字高达3000万两！此后的清代朝廷债务缠身，一直到1911年灭亡之前仍然如此。
两种国策，两种结局
谈 到这里，我们不得不看到，今天的中国和清朝中国所采用的两种经济国策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局。在传统中国财富观念的主导下，清朝的国策是以最大限度存银子， “节流”。在1896年之前的两个半世纪，清朝的财政基本都健康，少有赤字，按传统的标准那时的中国应该很强盛。但实际的结果是它不堪一击，清朝很快垮 了，守财丧命。
相比之下，在当代中国，自1982年开始，不仅年年有财政赤字，而且赤字由当年的18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2916亿 元，财政赤字占GDP之比由1982年的0.33%上升到如今的2.5%。正如前面讲到，在此期间国债也从几乎为零增长到今天的2.9万多亿元国债余额。 这种靠赤字推动发展的经济国策当然有悖于传统中国的儒家理财观念，但有了这些赤字和国债之后，今天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反而比任何时代都强。两种国策，两种结 局，这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依照James Macdonald在《A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 The Financial Roots of […]
好长时间没有玩 WordPress 的 Themes/Plugins 了，今天增加了一个 Theme ， 要用 vi 编辑文件， 发现中文乱码。
自己的 Putty 设置中， font-encoding 原来是幼圆 GB2312 ，然后设置 translation 也为 GB2312 ， 并把服务器端的 LANG 变量设置为
zh_CN.GB2312
这样子以后，在服务器上直接 vi 中文才不乱码。
这篇文章没有考虑服务器端的 LANG 变量的设置。